二
    “俄国问题”是丘吉尔欧洲政策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考虑对德政策时丘吉尔常常与俄国问题联系起来，同时丘吉尔的欧洲总政策也深刻影响到其对俄政策的变化。苏维埃俄国的出现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世界革命的阴影成为使资本主义各国惊恐不安的恶梦。丘吉尔认为苏俄是它所希望建立的欧洲稳定秩序的严重障碍，苏俄“输出革命”的政策是对大英帝国生存的致命威胁。他曾直言不讳地说：“那些由布尔什维克金钱喂养的邪恶势力……不停地努力宣传共产主义的纪律，鼓吹暴力革命，煽动不满情绪，以此来传播他们的瘟疫。……实际上这已发展成一个世界范围的阴谋，想要剥夺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并夺取我们的胜利成果。”[（15）]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的统治，早在苏俄成立之初，丘吉尔就发出了臭名昭著的叫嚣，要把苏俄“扼杀在摇篮中”。在此前后的几年内，丘吉尔不遗余力地支持对苏俄进行武装干涉，他在巴黎和会上建议协约国组建军事委员会指挥对苏俄作战，尔后又阻挠驻俄英军士兵复员返英并力主继续向俄国增兵，支持苏俄境内的各支白卫武装发动叛乱等。对此，列宁曾怒责丘吉尔是“苏俄的最大仇敌。”
    值得指出的是，丘吉尔鼓吹武装干涉苏俄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那就是害怕德国和俄国这两大对现状不满的势力联合起来打破现有的欧陆均势，使力量天平发生对英国不利的变化。早在1919年5月4日敦提选区大会上他就曾指出：“我们的政策必须要防止德国的军国主义和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联合起来。因为如果这种情况发生，这些暴君和残暴的政府将会沉重地打击位于它们之间的弱小国家，然后形成一个从中国延伸到莱茵河的联盟。这一联盟对英国，美国和法国，以及所有那些自由民主国家都会极不友好。”[（16）]
    丘吉尔的这一忧虑倒不是凭空的主观臆造。实际上，早在十月革命之初，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曾把德国作为最有可能引发世界革命的国家。在德国共产党夺取政权的尝试遭到魏玛政府的镇压以后，列宁又强调要充分利用德国和战胜国之间的矛盾，分化资本主义阵营，使苏俄摆脱被封锁孤立的困境。1920年12月21日，列宁指出：“当我们孤立而资本主义世界还很强大的时候，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是我们必须利用分歧。战胜所有的帝国主义强国，这固然是最令人愉快的事情，但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的存在，一方面决定于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分歧，而另一方面则决定于协约国的胜利和凡尔赛和约已使大多数德国人不能生活下去。凡尔赛和约造成了这样的情况：德国想喘息一下，想不遭到抢劫，生活资料不遭到掠夺，居民不遭到饥饿和死亡，都是不可能的。因而它唯一自救的办法，自然是只有同苏维埃俄国结成联盟，把自己的目光转向苏维埃俄国。……德国的资产阶级政府疯狂地仇恨布尔什维克，但是，国际形势的利害关系促使它违背自己的愿望而同苏维埃俄国讲和。同志们，这就是我们国际政策，即对外政策的第二个基础。它向那些意识到资产阶级压迫的人民证明，只有苏维埃俄国才能拯救他们。”[（17）]
    对列宁的这一演说，魏玛共和国的外交部长西蒙斯立刻作出反应。1921年1月21日他在国会关于德俄关系的长篇讲话中说道：“共产主义本身并不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府不与苏维埃政府合作的理由。”他表示“衷心希望尽快实现与俄国的合作。”[（18）]实际上，战败的德国和被孤立的苏俄为了摆脱各自的困境，早在战后不久就开始谋求接近了。在德国国防军总司令泽克特的推动下，1919年秋苏德两国军方开始接触，并在1920年开始了小规模的军事合作。1921年5月6日两国签定的临时通商协定表明德国在事实上已经承认苏俄，并为两国继续谈判打开了通道。[（19）]而1922年4月16日的《拉巴洛条约》则标志两国的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对此，丘吉尔忧心如焚，惊呼必须千方百计设法“防止俄国落入德国之手并和德国达成某种安排。就我们所知，如果这种安排生效将使我们的后代，甚至我们自己，再次面临一个罪恶的大国集团的竞争，面临在1914年8月曾把世界卷入灾难深渊的那种可怕的危险。”[（20）]为了阻挠俄德的联合，丘吉尔提出了一条扶德反苏的毒计，他在给劳合·乔治的信中，公然提出“对苏俄的政策，应当是十分简单的：“把德国养起来，并迫使它同布尔什维主义争斗”。[（21）]
    二十年代初，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经过激烈的武装对抗后，资本主义世界和苏俄之间出现了某种“相对的均势”，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从武装冲突转为和平共处，形成了新的战略格局。一方面，由于武装干涉苏俄已遭失败，经济危机的困扰日益严重，使资本主义各国迫切需要苏俄的市场，产生了和苏俄改善关系的要求。这样，资本主义各国统治集团对苏俄的态度就开始发生变化，一部分顽固派仍坚持对苏俄实行经济封锁，外交孤立和武装干涉的旧政策，但相当一部分当权者却被迫正视现实，希望和苏联建立政治经济关系。另一方面，苏俄取得国内战争胜利后，把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迫切需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正常联系，全力推行和平、开放的外交政策。
    在这种情况下，丘吉尔的对苏态度和策略也发生的明显的变化。他认识到用武力推翻苏维埃政权已难奏效，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加强经济联系套住苏俄，遏制其“有害”影响。1924年9月26日丘吉尔曾声言：“关于俄国我认为只要他们愿意我们就不应该在和俄国进行贸易的道路上设置障碍。它取决于俄国人在他们的国家中创造的发展贸易和商业的环境。在这一环境中他们可以和包围他们的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有利可图的讨价还价。我相信这一过程将通过实际的商业影响让俄国人放弃他们在经济和金融问题上所采取的破坏性和侵略性的立场”。[（22）]
    当然，值得指出，丘吉尔对苏政策的转变，仅仅是策略性的，根本立场不可能改变。他一再强调：“我们不能改变我们的安排并使一系列的协定和建议使之仅仅对苏联政府有利。我们不能降低自己的政治经济概念去迎合俄国人的观点。1926年英国爆发煤矿工人大罢工，苏联人民对罢工斗争表示强烈的声援之后，丘吉尔的反苏立场又充分暴露出来，声称“从政府的观点来看，没有什么比把俄国的代表团、贸易机构和外交使节赶出我国更合乎民心的了。”[（23）]不过丘吉尔再也没有转回到原来那种绝对排斥苏俄的立场上去。他对美国政府的做法大加赞赏：“我经常认为美国政府对苏联的做法为全世界树立了一个极好的榜样。他们和俄国有大量的贸易往来--实际上，几乎多于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而他们却不在作为美国社会体系的原则的完整性问题上向俄国人作出任何让步”。[（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