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争夺现代化的领导权
    历史发展到这一步已经可以看出：在近代德意志的每一个关键时刻，旧势力都在起主导作用，新力量似乎还没有出生，或者还没有登上历史舞台。但拿破仑的冲击却使旧德意志一去不复返了：战争中，已存在一千年的神圣罗马帝国寿终正寝，原有的数百上千个大小邦国、帝国骑士领和帝国自由市合并成38个半独立的行政单位，德意志在统一的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更重要的是，战争中产生了德意志的民族主义，人们意识到：落后是由国家不统一造成的，于是，新的社会力量出现了，它以西方的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为旗帜，要求国家统一和政治自由。在它看来，自由和统一是不可以分割的，但如果一定要作出孰先孰后的选择，那么按巴登自由主义政治家和思想家卡尔·冯·罗特克的说法：“我宁要没有统一的自由，而不要没有自由的统一。”（注：卡尔·艾利希·博恩等：《德意志史》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144页。）这意味着新力量企图自下而上地改造德国，与迄今为止的德意志道路背道而驰。人们似乎很愿意尝试一下革命的方法，这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的30年中，表现得越来越明显。
    最后，革命果真出现了，1848年德意志爆发全面革命。革命需要完成两项任务，一是统一德国，二是推翻专制。用革命的方法解决德国问题就必须同时完成这两项任务，否则就一项也完成不了，革命从本质上说必须自下而上地进行，因此不推翻各邦国内的专制，就不可能实行革命的统一。然而遗憾的是，卷入革命的人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在整个革命过程中始终在期待统治者的指引。莱茵区资产阶级领袖汉泽曼在革命前夕写给政府的一封信十分典型，他说：“……我的希望，我的哀求，都寄托在我们尊贵的国王身上。靠它，靠霍亨索伦王朝，德意志才能……免于无政府状态之祸。”（注：维纳·洛赫：《德国史》，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174页。）在这种心态下革命就很难进行到底。
    不过更为遗憾的是，革命从一开始就分为两半，一半坐在法兰克福的国民议会中讨论“统一”，并最终把统一的帝国皇冠赠送给普鲁士国王。国王不领这个情，说他不能从贱民手中接过这顶“耻辱的皇冠”（注：E.J.Passant &c,A Short History of Germany 1815-1945,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2,p35.）。这使得法兰克福议会中资产阶级的“革命者”们茫然不知所措，尽管德意志西部工商业特别发达的地区发过过几次小规模起义，但终因全德意志不愿响应，统一的愿望也就因此而灰飞烟灭了。
    另一半在柏林和维也纳街头发动巷战，目的是推翻君主专制。两地（及其他一些地方）都流了血，并一度把宫廷赶出城外。但是，当革命取得这初步的胜利后，革命者就心安理得地坐进了由宫廷授权召开的临时议会，并心甘情愿地等待宫廷打回来复辟。这样一种半心半意的革命在西欧国家是从来没有过的，德意志新生力量生来软弱，在革命过程中暴露无余。
    这样，主动权又回到旧势力手中。在革命中，旧的社会力量以专制君主为核心，动用武力镇压了革命。但革命被镇压后，普鲁士却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国王颁布了一部钦定宪法，规定普鲁士成为“立宪的”国家！这在整个德意志都造成深刻的震撼：当时，多数邦国都废除了革命中制定的宪法，而唯独普鲁士却颁布宪法，从而使全德意志都为之归心。自此后，德意志的自由主义者就心甘情愿地接受霍亨索伦家族的领导了，容克成了德意志自由主义的旗手！美国历史学家平森说：“1848年革命失败后，人们普遍认为德国人天生是不适宜民主来统治，只有用强制性的纪律才能把全民族团聚在一起。”（注：科佩尔·S·平森：《德国近现代史》，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560页。）但这种心态其实被一种阿Q式的自我安慰精神遮掩起来了--普鲁士不是得到宪法了吗？英明的统治者将引导人民走向未来！然而，恩格斯却对德意志的未来有过准确的预见，他说：革命的失败意味着“政治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的统治……在德国永远不可能实现了”，（注：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596页。）看来德意志的旧统治者又胜了一筹。
    60年代初，自由主义与专制政府摊牌，触发事件是国王的“军事改革”，国王企图通过军事改革打击自由主义，于是资产阶级自由派就在议会否决政府的预算，企图切断“军事改革”的财源。当时，如果议会获胜，那么普鲁士就会像英国那样通过议会斗争，逐步向民主制度转化。威廉一世（1861-1888年在位）显然意识到这种危险，因此他打算退位，说他“做不到按照议会中现在这个多数的意志来进行统治”。（注：Theodore S.Hamerow ed.Otto Bismarck,Reflections and Reminisce-nces,New York,1968,p.105.）正在这时，他的容克陆军大臣推荐另一位容克政治家、正在彼得堡任大使的俾斯麦回朝，拯救容克和容克的国家。
    俾斯麦做的事其实很简单，就是：他要让容克来完成德意志统一的历史任务，从而让自由主义无立足之地。1848年革命是由自由主义发动的，当时，它既想实行统一，又企图推翻专制。在革命中，这两项任务被不自觉地分开了，现在俾斯麦却要自觉地将它们分割开来，他说：“当今的大事不是靠决议和多数票来解决--那是人们在1848和1849年的错误--当今的大事靠的是铁和血。”（注：E.J.Passant &c,A Short History ofGermany 1815-1945,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2,p.46.）这表明：他要用“铁和血”来解决德国的统一问题--那是“当今的大事”；为此，“决议”和“多数票”都是不可取的，那是一个应该纠正的“错误”。他曾说，“普鲁士王权尚未完成自己的使命，它还不够成熟，还不能当作你们宪法大厦的纯粹装饰品，还不能作为一个死的部件装入议会统治的机器中去。”（注：艾伦·帕麦尔：《俾斯麦传》，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00页。）因此，专制制度不能被消灭，它应该继续生存下去。为了证明专制制度的合理性，他甚至不惜借助“君权神授”的过时理论，说普鲁士国王“不是由人民而是由上帝的恩赐而掌握了实际上不受限制的王权”。（注：恩斯特·恩格尔贝格：《俾斯麦》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229页。）总之，俾斯麦设计的德意志未来是：由普鲁士王权统一德国，由容克地主统治德意志。
    这个任务是靠“铁和血”完成的，不过铁和血意味着对外的战争。从他上台那一刻起，他就置议会的反对于不顾，而强行征收“军事改革”税。一年多以后，他就可以凭借一支重组的军队去发动对外战争了，他先后打败了丹麦、奥地利和法国。在对外战争中，他让普鲁士的容克阶级充当德意志民族主义的旗手，从而成为无可争议的民族领导者。战争的胜利不仅剥夺了自由主义反对王朝的藉口，而且使一切德意志邦国都不得不聚集到普鲁士的旗帜下，向德意志的敌人共同开战。1871年1月，在打败法国仅几个月之后，俾斯麦就偕同威廉一世前往法国巴黎凡尔赛宫，在镜厅中接受了其他德意志邦君的“劝进”，建立起统一的德意志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