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早在此之前，德意志的自由主义就彻底投降了。普奥战争胜利后，资产者就已经对俾斯麦佩服得五体投地。一位曾经激烈地批评政府、反对国王的自由派人士博姆加尔腾1866年在《普鲁士年鉴》上发表长文向俾斯麦认错：“我们曾以为用我们的鼓动可以改造德国，但我们所见识的惊人事件教育我们这种前提是多么脆弱……事实证明我们的政体构想（民主方案--引注）几乎全都是错的……我们的原则（民主制度--引注）若胜利会给我们带来灾难，我们的原则失败了反给我们带来无穷的解救……”（注：Hans Kohn,"Liberalism Surrenders",in Theo-dore S.Hamerow,Otto von Bismarck,a Historical Assesment,Boston,1962,p.34.）后来负责编纂国家法典的戈特利普·普朗克在1866年7月说：“我心中极其难以置信的是，普鲁士在容克的治理之下取得了胜利，在胜利之后自动地获得了自由主义的政府……”巴伐利亚自由党领袖布拉特说：“专制主义”能执行“我们为自由主义提出的”纲领。另一位自由党领袖济贝尔则说：“谁给俾斯麦伯爵推动德意志的事业制造困难，谁就不是为自由和议会制的宪法事业、而是完全为德意志和欧洲封建的和正统主义的党派效劳。”（注：恩斯特·恩格尔贝格：《俾斯麦》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572-573页。）1866年9月3日，在打败奥地利仅一个月之后，德意志自由主义就集体向容克投降，这一天，议会通过“豁免法案”，“豁免”了俾斯麦在“宪法危机”期间未经议会同意就开征军事税的“错误”，实际上是认可俾斯麦的独断专行，从而把国家事务完全交给容克阶级去处理。在争夺现代国家领导权的斗争中，旧统治力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但俾斯麦不仅让容克领导了德意志的统一，他还全面推进资本主义发展，使德国向现代国家迅速迈进。德国统一后，他立刻建立统一的市场、统一的关税、统一的货币制度、统一的司法制度等等以扫除经济发展的障碍。他还保证自由贸易、自由经商、自由的经济活动和自由开办工商企业。在容克领导下，一个“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似乎已经建立起来，无怪乎资产者感到万事大吉，于是宣布：“公民们生来是干活的，而不是去当政治家！”（注：Hans Kohn,"Liberalism Surrenders",in Theodore S.Hamerow,Otto von Bismarck,a Historical Assesment,Boston,1962,p.33.）
    对工人来说，俾斯麦把帝国打扮成劳动者的祖国。从1871年起，帝国议会就开始制定社会立法，给工人提供社会保障。以后10年中，国家不断提出各种措施，保护妇女、儿童、失业和工伤事故受害者等等；到1881年，皇帝公布“大保险法”，对工人实行全面的社会保护。这使得德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施社会保障的国家，比英国、法国都早了许多年。这种政策对德国工人的影响是深刻的：早在1863年，全德国工人协会领袖拉萨尔就写信给俾斯麦，说德国工人“本能地倾向于独裁制度”，“愿意拥戴国王为社会统治的天然工具”；他希望国王能采取“一种真正革命的国家政策，把国王自身从特权阶级的君主专制变为革命人民的社会君主专制。”（注：丁建弘、李霞：《普鲁士精神和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页。）当时正是普鲁士资产者为军事改革问题与俾斯麦闹得不可开交之时，德国工人其实比资产者更早认同了容克的国家。对此，马克思曾愤怒地写下《哥达纲领批判》，批评拉萨尔主义“同专制主义者和封建主义者这些敌人结成的反资产阶级联盟。”（注：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4页。）
    总之，容克在俾斯麦的领导下创造了一个神话的帝国，它在资产者眼中是自由主义的，在工人眼中是社会主义的，在一切德国人眼中又是民族主义和立宪主义的，但实际上它只是容克地主的军国主义国家，专制是它的本质。这以后，德国经济全速发展，很快超过法国，又超过英国，与另一个后起之秀美国并驾齐驱。德国的崛起似乎证明德意志道路是正确的，俾斯麦构筑了一个帝国的大厦，在这个大厦中，“自由”和“进步”已成为现实。但这个大厦却是这样运作的：帝国服从普鲁士，普鲁士服从皇帝，皇帝和容克结成坚强的同盟，构成了整座大厦的基础。旧统治力量在帝国的庇护下保存下来了，非但如此，它还掌握着现代化的领导权。由腓特烈大王开辟的德意志现代化道路，到俾斯麦手上可说是彻底完成了。
    四、错位的代价
    至此为止，我们已经看到德国现代化过程中发生了领导者错位，应该领导现代化的力量消失在幕后，旧社会的体现者却控制着前台，他们领导现代化，是为了避免与旧社会一同消亡。但错位会付出什么代价呢？德国的经历又是最好的说明。
    1888年威廉一世去世，他的继承人威廉二世（1888-1918年在位）容不得别人分享权力，于是就把俾斯麦赶下了台。俾斯麦在设计帝国大厦时，本应能估计到这一点的。
    俾斯麦虽是容克代言人，却是位有远见的政治家，他曾为帝国规定了“小德意志”界限，即帝国必须把奥地利排除在外。他知道容克力量有限，统治一个“小德意志”已经勉为其难，如若再向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的奥地利扩张，帝国的根基就会动摇。但是这里有一个死结：容克何以能取得德意志的领导权？盖因为它以德意志民族主义的旗手自居。而若奥地利（它从来就是德意志民族的组成部分，而且长期是德意志民族的心脏）游离在德意志之外，德意志民族主义又从何谈起？因此，俾斯麦的帝国徘徊于两难之间：要么它的社会基础（容克阶级）失去领导者资格，因为它不能把奥地利拉进德意志大家庭；要么它突破“小德意志”界限，从而使容克无力控制局面。威廉二世选择了后者，他是一个夸大狂，不仅要“东进”到奥地利，而且要执行“世界政策”。其实，哪怕没有威廉二世，这个“大”“小”德意志的死结也是很难解开的，俾斯麦帝国要么从内部坍塌，要么向外部扩张。容克走上发动战争的道路，几乎是它必然的历史逻辑。
    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德国在战争中彻底失败。这时，人们本应该清醒过来，认识到在旧势力领导下德国已经走上歧途。从表面上看，德国似乎已认识到这一点：1918年11月，德国爆发革命，帝国被推翻了，建立了共和国，新的社会力量组成共和国政府，而且，居然是社会民主党--工人阶级的政党--走上了政治前台！
    但再仔细推敲一下，问题就出来了：十一月革命严格说来并不是真正的“革命”，它只是在德国战败的特殊条件下，当军队被困在战场上而战胜国又不肯承认皇帝的权威时，由真空状态造成的事变。军队本来可以轻易镇压“革命”的，因为革命事实上并没有武装。但军队却采取了另一种做法：它与社会民主党达成协议：由军队负责治安，社会民主党则保证维护军官团--即容克大本营的地位与特权。在这样一个妥协中，军队支持了“共和国”，不过按德国现代史学家埃尔德曼的说法：这是个“没有共和派的共和国”（注：卡尔·迪特利希·埃尔德曼：《德意志史》第四卷，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14页。），它虽然有完美的宪法，但每次选举都把一个更保守的政治派别选到前台，最后把希特勒“合法地”选上权力的宝座。它虽然有“民主”的议会，但各种党派总是在议会中争吵不休，结果使任何政府事实上无法生存。它的“权力平衡”使一切权力都无法行使，最后不得不靠总统的命令来统治国家，从而为个人独裁开辟了道路。其实，共和国只是一种“共和缺位”，是两个帝国之间的过渡时期。社会民主党接管共和国后做了一件最蠢的事：它代表德国签订了战败和约，从此，共和国便和耻辱挂上了钩，帝国反倒变成民族光荣的象征了！旧势力在帝国的梦忆中被保留下来，兴登堡元帅终于成为第二任总统。最后，正是这个容克阶级的总代表、帝国军官团的最高统帅，把共和国交到希特勒手上，让他去创造第三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