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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现代化过程中领导者力量的错位(4)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 钱乘旦 参加讨论

但是早在此之前,德意志的自由主义就彻底投降了。普奥战争胜利后,资产者就已经对俾斯麦佩服得五体投地。一位曾经激烈地批评政府、反对国王的自由派人士博姆加尔腾1866年在《普鲁士年鉴》上发表长文向俾斯麦认错:“我们曾以为用我们的鼓动可以改造德国,但我们所见识的惊人事件教育我们这种前提是多么脆弱……事实证明我们的政体构想(民主方案--引注)几乎全都是错的……我们的原则(民主制度--引注)若胜利会给我们带来灾难,我们的原则失败了反给我们带来无穷的解救……”(注:Hans Kohn,"Liberalism Surrenders",in Theo-dore S.Hamerow,Otto von Bismarck,a Historical Assesment,Boston,1962,p.34.)后来负责编纂国家法典的戈特利普·普朗克在1866年7月说:“我心中极其难以置信的是,普鲁士在容克的治理之下取得了胜利,在胜利之后自动地获得了自由主义的政府……”巴伐利亚自由党领袖布拉特说:“专制主义”能执行“我们为自由主义提出的”纲领。另一位自由党领袖济贝尔则说:“谁给俾斯麦伯爵推动德意志的事业制造困难,谁就不是为自由和议会制的宪法事业、而是完全为德意志和欧洲封建的和正统主义的党派效劳。”(注:恩斯特·恩格尔贝格:《俾斯麦》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572-573页。)1866年9月3日,在打败奥地利仅一个月之后,德意志自由主义就集体向容克投降,这一天,议会通过“豁免法案”,“豁免”了俾斯麦在“宪法危机”期间未经议会同意就开征军事税的“错误”,实际上是认可俾斯麦的独断专行,从而把国家事务完全交给容克阶级去处理。在争夺现代国家领导权的斗争中,旧统治力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但俾斯麦不仅让容克领导了德意志的统一,他还全面推进资本主义发展,使德国向现代国家迅速迈进。德国统一后,他立刻建立统一的市场、统一的关税、统一的货币制度、统一的司法制度等等以扫除经济发展的障碍。他还保证自由贸易、自由经商、自由的经济活动和自由开办工商企业。在容克领导下,一个“自由资本主义”制度似乎已经建立起来,无怪乎资产者感到万事大吉,于是宣布:“公民们生来是干活的,而不是去当政治家!”(注:Hans Kohn,"Liberalism Surrenders",in Theodore S.Hamerow,Otto von Bismarck,a Historical Assesment,Boston,1962,p.33.)
    对工人来说,俾斯麦把帝国打扮成劳动者的祖国。从1871年起,帝国议会就开始制定社会立法,给工人提供社会保障。以后10年中,国家不断提出各种措施,保护妇女、儿童、失业和工伤事故受害者等等;到1881年,皇帝公布“大保险法”,对工人实行全面的社会保护。这使得德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施社会保障的国家,比英国、法国都早了许多年。这种政策对德国工人的影响是深刻的:早在1863年,全德国工人协会领袖拉萨尔就写信给俾斯麦,说德国工人“本能地倾向于独裁制度”,“愿意拥戴国王为社会统治的天然工具”;他希望国王能采取“一种真正革命的国家政策,把国王自身从特权阶级的君主专制变为革命人民的社会君主专制。”(注:丁建弘、李霞:《普鲁士精神和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页。)当时正是普鲁士资产者为军事改革问题与俾斯麦闹得不可开交之时,德国工人其实比资产者更早认同了容克的国家。对此,马克思曾愤怒地写下《哥达纲领批判》,批评拉萨尔主义“同专制主义者和封建主义者这些敌人结成的反资产阶级联盟。”(注: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4页。)
    总之,容克在俾斯麦的领导下创造了一个神话的帝国,它在资产者眼中是自由主义的,在工人眼中是社会主义的,在一切德国人眼中又是民族主义和立宪主义的,但实际上它只是容克地主的军国主义国家,专制是它的本质。这以后,德国经济全速发展,很快超过法国,又超过英国,与另一个后起之秀美国并驾齐驱。德国的崛起似乎证明德意志道路是正确的,俾斯麦构筑了一个帝国的大厦,在这个大厦中,“自由”和“进步”已成为现实。但这个大厦却是这样运作的:帝国服从普鲁士,普鲁士服从皇帝,皇帝和容克结成坚强的同盟,构成了整座大厦的基础。旧统治力量在帝国的庇护下保存下来了,非但如此,它还掌握着现代化的领导权。由腓特烈大王开辟的德意志现代化道路,到俾斯麦手上可说是彻底完成了。
    四、错位的代价
    至此为止,我们已经看到德国现代化过程中发生了领导者错位,应该领导现代化的力量消失在幕后,旧社会的体现者却控制着前台,他们领导现代化,是为了避免与旧社会一同消亡。但错位会付出什么代价呢?德国的经历又是最好的说明。
    1888年威廉一世去世,他的继承人威廉二世(1888-1918年在位)容不得别人分享权力,于是就把俾斯麦赶下了台。俾斯麦在设计帝国大厦时,本应能估计到这一点的。
    俾斯麦虽是容克代言人,却是位有远见的政治家,他曾为帝国规定了“小德意志”界限,即帝国必须把奥地利排除在外。他知道容克力量有限,统治一个“小德意志”已经勉为其难,如若再向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的奥地利扩张,帝国的根基就会动摇。但是这里有一个死结:容克何以能取得德意志的领导权?盖因为它以德意志民族主义的旗手自居。而若奥地利(它从来就是德意志民族的组成部分,而且长期是德意志民族的心脏)游离在德意志之外,德意志民族主义又从何谈起?因此,俾斯麦的帝国徘徊于两难之间:要么它的社会基础(容克阶级)失去领导者资格,因为它不能把奥地利拉进德意志大家庭;要么它突破“小德意志”界限,从而使容克无力控制局面。威廉二世选择了后者,他是一个夸大狂,不仅要“东进”到奥地利,而且要执行“世界政策”。其实,哪怕没有威廉二世,这个“大”“小”德意志的死结也是很难解开的,俾斯麦帝国要么从内部坍塌,要么向外部扩张。容克走上发动战争的道路,几乎是它必然的历史逻辑。
    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德国在战争中彻底失败。这时,人们本应该清醒过来,认识到在旧势力领导下德国已经走上歧途。从表面上看,德国似乎已认识到这一点:1918年11月,德国爆发革命,帝国被推翻了,建立了共和国,新的社会力量组成共和国政府,而且,居然是社会民主党--工人阶级的政党--走上了政治前台!
    但再仔细推敲一下,问题就出来了:十一月革命严格说来并不是真正的“革命”,它只是在德国战败的特殊条件下,当军队被困在战场上而战胜国又不肯承认皇帝的权威时,由真空状态造成的事变。军队本来可以轻易镇压“革命”的,因为革命事实上并没有武装。但军队却采取了另一种做法:它与社会民主党达成协议:由军队负责治安,社会民主党则保证维护军官团--即容克大本营的地位与特权。在这样一个妥协中,军队支持了“共和国”,不过按德国现代史学家埃尔德曼的说法:这是个“没有共和派的共和国”(注:卡尔·迪特利希·埃尔德曼:《德意志史》第四卷,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14页。),它虽然有完美的宪法,但每次选举都把一个更保守的政治派别选到前台,最后把希特勒“合法地”选上权力的宝座。它虽然有“民主”的议会,但各种党派总是在议会中争吵不休,结果使任何政府事实上无法生存。它的“权力平衡”使一切权力都无法行使,最后不得不靠总统的命令来统治国家,从而为个人独裁开辟了道路。其实,共和国只是一种“共和缺位”,是两个帝国之间的过渡时期。社会民主党接管共和国后做了一件最蠢的事:它代表德国签订了战败和约,从此,共和国便和耻辱挂上了钩,帝国反倒变成民族光荣的象征了!旧势力在帝国的梦忆中被保留下来,兴登堡元帅终于成为第二任总统。最后,正是这个容克阶级的总代表、帝国军官团的最高统帅,把共和国交到希特勒手上,让他去创造第三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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