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力扩张的基本国策尚处于酝酿与形成阶段，即明治政权建立初期，日本军国主义给自己的脸谱上贴上一付“维护国家独立”的金字招牌。
    选择这一脸谱，是因为明治维新后，在日本，是能够代表民族感情，动员民族精神，统一民族行为的口号，莫过于维护国家的独立。众所周知，在维新前，列强在日本攫取了租界权、居留地驻兵权、领事裁判权、贸易最惠国待遇以及协定税率等等特权。这不仅给日本政治经济带来巨大的损害，而且深深刺痛了日本的民族心理和感情，使渴望民族崛起的志士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他们扼腕痛陈：“外国人逞鸱枭之欲，视我人民如鸦雀，如稚童，如卑屈之奴隶”，[①b]他们强烈要求早日取下屈辱的不平等条约的枷锁，“伸张国权，令彼凌侮之心永远杜绝”。[②b]
    正是这一国家面临的首要课题，使日本统治集团找到了贯彻国策的最佳渠道，即把“扩张”与“独立”融为一体，揉成互为表里的一张很巧妙的牌。统治集团提出独立即扩张的理论，对二者的关系进行似是而非的阐述，它把独立与扩张说成是密不可分甚至完全等同的奋斗目标，鼓吹要独立就必须对外扩张，越是积极有效的对外扩张，越能够证明和保障国家的独立，因此它所谓的独立，不是防御式的与自卫性的，而是进攻式的和侵略性的。这种独立即扩张的理论从日本政府向第一届议会作第一次施政演说时起，即开始十分明确地向外界渲染。
    当时的内阁首相山县有朋在第一次施政演说中鼓吹：“保持国家的独立，振张国势，是我们的共同目标，这一既定目标不仅是政府不可偏离的前进方向，而且将来无论政治形势如何变化，我帝国所有臣民都应同心戮力，统一步调，为实现此目的矢志不渝。”[③b]紧接着山县又进一步提出，要实现这一目标，其具体办法“在于一要守卫主权线，二要防护利益线。何谓主权线？国疆是也；何谓利益线？与我主权线完全紧密相关之区域是也”，“要想维护国家独立，只守卫主权线是不够的，还必须防护利益线”。[④b]
    也就是说，日本所要追求的独立，不应该只是守住自家的疆土，而要把眼光盯在更广大的区域，盯在别国的疆土即自己的“利益线”之上。这套独立即扩张的理论经过以后历届内阁的加工润色，变得越来越明确和完整，越来越巧妙和富有迷惑性，同时也越来越把强调的重心由独立滑向扩张，使之从独立即扩张逐渐演变为不扩张就难以立国，不扩张就没有国权、国威可言。
    就在距第一次施政演说四年之后，山县有朋以枢密院议长的身分上书天皇，再一次明确地阐述了日本的“国是”：“我邦之国是在于开国进取，所谓开国进取，无他，乃岿然介立于列国对峙之间，维持我邦之独立，兼宣扬国光之谓也。”[⑤b]又过了11年即1904年，日本已开始染指朝鲜，也是伊藤博文被任命为韩国统监的前一年，伊藤对韩国皇帝说：“我国的大方针，就是要与世界列强为伍。”[①c]
    把山县和伊藤宣扬的“国是”与政府第一次施政演说相比，可以看出，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实践方面，日本的所谓独立，都日益显露出其对外扩张的底蕴，即“独立”并不意味着一般性的维护国家主权与民族平等，而是要下决心与世界列强平起平坐，要宣扬日本的“国光”、“国威”。此后日本政府对“国是”的正式表述均按照这一口径，即提独立时一定要同时兼提“扩张国权”、“宣扬国威”、“振张国势”等内容，对“独立”的含义作蛊惑人心的引伸性宣传。其次是强调要跻身世界列强，与其为伍、与其争雄，这样的“独立”与“平等”，其进攻性、扩张性与侵略性是不言而喻的。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戴着“国家独立”这一假面具的日本军国主义，借助政权的力量和耀眼的外表，经年累月地浸润着日本社会的每一个细胞。从学校教育到报刊、舆论、新闻宣传阵地，对“国权”、“国威”、“国运”、“国是”的歌颂充斥视听，对皇国主义、社会沙文主义以及强权政治的讴歌无处不在。这种强大而持久的宣传攻势，加之一次次“圣战”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培养出从国家主义到超国家主义，从日本主义到法西斯主义的形形色色的思想毒瘤，它压制了所有进步的与反战的思想，控制着思想舆论界乃至社会思潮的主流。
    二
    在日本军国主义发展过程中，国际环境与日本自身在国际关系中所处的地位，是铸成日本军国主义两面性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在“万邦对峙”，“与宇内强国骈进提携”的梦想驱使下，日本军国主义的武力扩张行为表现得格外频繁，格外凶猛，也格外贪婪，以致于每当它有机会与列强联合行动时，这个“后起之秀”的表现之积极常常使老牌列强们感到吃惊。日本第一次与列强联合行动是在1900年，即镇压中国的义和团运动。日本把它看作是加强在中国的地位，借机挤进列强队伍的大好时机。它一方面跃跃欲试，一方面又担心表现过分会引起列强怀疑，最后决定“尽量避免积极主动派出重兵，而采取让列国向我求援的方式”。政府的意图是，“要掌握霸权首先要找到线索，那就是加入列强的队伍，而要想加入其队伍，必须支付一定的保险费，若打算支付将来与列国为伍的保险费，外交上最佳方案莫过于尽可能派出少量兵力，附于列国之骥尾，占据不失为其伙伴的位置”。[②c]政府决策人物的这番话维妙维肖地刻画出日本政府那种刚刚起家，手中资本不多，而又急于入伙发财的贪婪心态。
    抓住这一机会的日本政府在首次派兵之后又一再增兵，以致在各国总兵力3.2万人中，仅日本一国的兵力就占到1.2万人，成为镇压义和团运动的主力。就在这次事后的讲和会议上，日本第一次如愿以偿地与列强坐到了同一张桌子上，成为其掠夺亚洲殖民利益的重要伙伴。
    第二次“有幸”参加列强的联合行动，是在一次大战末期对苏俄的联合武装干涉。日本这次同样表现得格外积极，但也同样没敢忘记作为一个身处末席的伙计，要首先注意察颜观色。因此日本首先决定，“对于尚未取得合众国和各协约国相当谅解之行动，帝国政府将深加慎重”。[①d]直到美国提议日美两国各自向海参崴派遣7000人的军队后，日本立即发表了出兵宣言，并大大突破了美国的指标，首批即派出1.2万人的军队，准备趁机侵略西伯利亚东部。陆军把满铁沿线的部队调到了满洲里，并进而派出大批部队占领了滨海州等地。在决定出兵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日本派往西伯利亚的兵力已达7.2万人，美国政府“看到兵力之庞大不禁吃惊”。[②d]
    日本渴望与列强为伍，以证明它的国际地位非同一般，同时也能借助列强的力量，捞取联合效益，顺势分得“利益均沾”的一份，还可以向列强显示它有能力参与国际事务，故而列强没有理由小看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