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另一方面，列强对于日本的态度却并不是总能令日本满意。当需要借助日本的力量时或者日本对列强的利益不构成损害时，列强是可以接受这个附在骥尾的小伙计的。但是当与日本之间出现严重的利益冲突时，列强便会毫不客气地向日本摊牌。在一次大战前后的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暴露出日本与列强间的矛盾是十分尖锐、十分突出的。
    例如，关于中国问题。由于日本在一次大战中疯狂的对华扩张阻碍了美国的殖民利益，战后美国凭借其资本主义世界新霸主的地位和实力开始了反击。1922年2月签订的美、英、法、意、日等九国公约，重申了美国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主义，否定了日本今后在中国建立势力范围和损害其他列强利益的特权要求。在列强的联合进攻面前，日本不得不大幅度后退，宣布放弃或削减大战期间获得的山东铁路和矿山权利，撤回曾经保留的“二十一条”要求中的第五号，放弃在“南满”聘用日本顾问的优先权，并宣布今后把中国东北的部分铁路和以租税作担保的借款的独占权对列强开放。另外，1923年4月，美国废除了“兰辛-石井协定”，使日本在华地位更加不稳。相反华盛顿会议后，美国却扩大了向中国东北输出资本的自由。
    又例，关于对华贸易问题。日本是一个严重依赖海外市场的加工贸易国，特别是对亚洲市场的掠夺性贸易，在日本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战后欧美列强在亚洲市场特别是中国市场上卷土重来，使日本在对华贸易中所占的份额大幅度下降，经济利益受到沉重打击。
    关于国联盟约中的废止种族歧视问题。在一次大战后的巴黎和会上，日本的三大目标之一是要把废止种族歧视的条款写进新成立的国际组织--国联的盟约之中。日本的真实意图一是有助于解决加州移民悬案，以挽回“国家的体面”，二是它要以此来证明，日本的国际地位切切实实是能够与列强平起平坐的世界五大强国之一。但是日本的要求遭到了美英等国的反对。求成心切的日本为达到目的一再修改提案的措辞，使语气不断减缓，程度不断降低，但英美等国毫不让步，使日本的愿望终于未能实现。
    在以上这些问题以及诸多与此类似的问题上，日本大有一种受欺侮的感觉，它“痛心不堪”，“国论沸腾”，甚至想到要“退出和会，不参加国联”。[③d]它叫嚷美国等西方大国是在仗势压人，以强欺弱，以富欺贫，而日本则是这一不平等待遇的受害者。它举出国联盟约中根据欧美强国的意志写进的保护劳工条款，认为既然西方强国坚持应该承认各国劳工应有的权利，那么，对于国际社会的无产者比如日本的权利，欧美强国、富国也应该给予承认。法西斯思想家北一辉在他的《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中提出：“承认国内的无产阶级斗争，而把国际无产者的战争说成是侵略主义、军国主义，欧美社会主义者的根本思想完全是自我矛盾的。”[①e]陆军首脑人物宇垣一成也叫嚷：“组建国际联盟，企图维持现状，搞强国大国专制，强迫弱小国家服从……国家间阶级依然存在，决非平等，如果国内消灭阶级、实现平等是真理的话，那么国际间也应该如此。”[②e]
    在西方列强面前，日本把自己打扮成似乎是站在弱小国家一边，似乎是在反抗强权，谴责侵略，似乎是殖民压迫和霸权主义的受害者。假若联系到日本自身的处境和国际地位，这种申辩似乎真有几分“道理”：直到1894年，日本才初步恢复了关税自主权，直到1911年，日本才最后废除了与西方列强间达半个多世纪之久的不平等条约。当一战后列强从总体战的角度出发，开始考虑适当承认劳工权利的时候，日本还处于连劳工法都没有的阶段。正如日本代表在巴黎和会上反对写进保护劳工条款的理由时所说，日本“工业是小规模的，工人不习惯集约化组织化劳动，雇佣者也不知道实行科学管理法，职工的规律及其对劳动的注意集中程度在所有工业部门都远远赶不上欧美”。[③e]因此日本不得不要求把自己列为“特殊国”，即执行该条款时日本可以享受与殖民地国家同样的“特殊待遇”。
    正是这一奇妙的反差，使日本可以站在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同时玩弄两套性质截然相反的逻辑：当它的武装侵略得手时，以及它被列强所接纳即彼此间的勾结大于争夺时，它便洋洋自得于其“大国地位”，以比列强毫不逊色的凶残去宰割弱国、小国、贫国，去炫耀其“脱亚入欧”的战果，这时它绝不承认自己与列强之间有任何差别。但是当它与列强之间的争夺大于勾结，且因自身实力不足而不得不处于守势，不得不作出让步时，它便立刻换上了另一副嘴脸，开始喋喋不休地历数它与欧美强国之间的巨大差距，列举曾经有过的与亚洲邻国类似的屈辱经历和争取民族独立的“共同目标”。一时间仿佛真的成为亚洲弱国、小国、贫国队伍中的一员，成为它们利益的代表，而对昔日那些借以炫耀身分的西方大国，则摆出了一副不共戴天的架式，好象自己是亚洲觉醒的先驱、反抗列强的前锋、弱小国家的代言人。侵略与被侵略的概念在这里被巧妙地偷换了。在日本与亚洲邻国之间，以及列强与日本之间，它扮演了双重的角色。日本与列强的关系本属于帝国主义强盗之间的争夺和矛盾，却变成了大国对“小国”的欺压，富国对“穷国”的剥夺，强国对“弱国”的侵略，日本似乎变成了“被侵略者”和“受害者”。这是日本军国主义两面性的又一伎俩。于是乎诸如三国干涉还辽之类西方强迫日本就范引起的仇恨，竟变成了“反抗侵略”的动员；“卧薪尝胆”、“誓与鬼畜英美决一死战”等本属强盗间火并发出的叫嚣，竟变成了“被侵略者”的“不屈服”宣言。这颇有些像鸟兽大战中蝙蝠的理论，凭借自己亦兽亦鸟的外表特征，站在中间左右逢源。当兽有利时就把自己归到兽类，当鸟有利时又不惜“屈尊”成为鸟类，两套理论并存，各有各的用途。这种侵略与被侵略错位的蝙蝠理论，成为军国主义一方面猖狂肆虐，一方面无耻抵赖的多功能道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