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西方已出现具有相当实力的市民，可以参与制订城市法规、选举城市官吏、进而控制国会，以与封建势力相抗衡。中国虽然也有城市，但首先是封建的政治中心和驻军要地，没有独立地位，并未取得自治权，不能成为抗衡官府的力量。我们看到巴黎的工商业者，曾和城市工人、平民一起反对法国王室，取得法国革命的胜利。而18世纪中国的工商业主，却和官府一道，去镇压“叫歇”的工人和罢市的平民。18世纪西欧盛行重商主义，政府鼓励人们航海探险，经商营利。而中国则重农抑商，工商业虽有相当发展，却从来没有强大到可以迫使政府重视自己，工商业仍处在卑微的地位。
    18世纪对外交往，对外贸易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但清朝政府实行闭关政策，限制对外交往，如设立行商制度、实行一口贸易、限制人民出海，限制进出口商品的数量和种类，闭关政策对中国的发展极为不利。
    18世纪末美国和法国先后制订宪法，保护公民的平等权、财产权，加速了社会变革、促进了经济发展、强化了法制精神，而完成于乾隆初年的大清律例，维护君主的绝对权威，强化人们的臣民意识和等级观念，压抑其独立意志和创造精神。
    18世纪欧洲出现了众多的自然科学大师：牛顿、莱布尼兹、拉瓦锡、富兰克林、林耐，他们通过观测、实验、计算、分析，对自然界客观现象和运动规律取得了正确而系统的认识，这是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界决定性的一步。1769年，瓦特发明蒸汽机，这是一次有深远影响的重大突破，使人类摆脱了对自然能源的依赖。机械的发明创造越来越多，有了这些发明创造以后，人类才能创造出近代大机器工厂，完成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飞跃。而中国知识界对自然科学倒退至蒙昧状态，不以自然界作为研究对象，即使研究自然界，不过是用来联系和解释人事关系，所谓天人关系，如地震、日蚀、星象，都和皇帝的仁政有关，耶稣会传教士传进来的自然科学，在知识界只引起微小的影响，这造成了以后东西方社会发展越来越大的差距。
    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18世纪欧洲产生了洛克、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得罗、卢梭、斯密、康德等思想家，他们呼吁自由、平等和理性精神，呼唤和支持社会变革。中国的思想界仍局限在儒学的框架中固步自封。虽有若干反传统的思想因素，但力量微薄，影响不大。
    美国独立和法国大革命，为在美洲、欧洲确立资本主义制度扫清了道路。而中国在18世纪的白莲教大起义，仍为地主和农民这一固有矛盾的重新爆发。它是旧时代走向黄昏的哀歌，并非新时代迎来晨曦的号角。
    中国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华夏文明，在物质生产和文化创造方面走在世界的前列。即使到18世纪仍有相当的潜力，保持着繁荣和强大。但这种繁荣和强大与西欧国家已不相同，表面的相似，掩盖着实质的差异。当时，西欧国家已进入资本主义，而中国仍处在封建社会后期，显示出封建的宗法性农业社会的特征。西欧国家从封建主义走向资本主义，从农业文明过渡到工业文明，是由长期历史进程所准备好的，是多种近代因素汇聚和发展的结果，中国虽亦有近代因素出现，但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严重地阻扰了近代因素的成长，走向近代化的通道尚未打开，条件尚未成熟，18世纪的中国并未显示出像西欧一样的迅速地引发社会质变的迹象。18世纪中国和西方存在多方面的差距，这决定了两种文明的不同性质，一个是资本主义的青春，一个是封建主义的垂暮，也决定了两个社会的不同前途。18世纪以后，西欧出现了持续、高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而中国则由于外国侵略与内部动荡而一蹶不振，陷于贫困、落后和长期危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