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8月27日-9月3日，约2500 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历史工作者云集加拿大蒙特利尔市举行第18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会议期间，《蒙特利尔日报》记者热拉尔德·勒勃朗对国际史学会秘书长、法国当代史和二战史专家弗朗索瓦·贝达里达进行了采访。9月2日该报以《当代史学家》为题，刊登了采访全文。
    弗朗索瓦·贝达里达是“法国国家科研中心”下属“法国当代史研究所”的创建人，并长期领导该机构。1994年春曾在轰动法国的审判维希时代法奸保尔·图维埃一案〔2〕中以史学专家身份出庭作证〔3〕。1995年5月， 他又在弗朗索瓦·密特朗总统向新当选的雅克·希拉克移交政权前两天，以记者姿态出现，采访密特朗，向他提出一系列问题，请他就历史与政治、历史与时代的关系，以及历史学科的重要性发表看法。这次为行将结束的法国当代一段重要历史“取证”的采访录相在8月27日下午蒙特利尔大会开幕式上播放，引起与会各国史学工作者的极大关注。大会期间，贝达里达教授亲自主持重大课题“民族、人民与国家”的讨论。1990年贝达里达当选为国际史学会秘书长，这次在蒙特利尔改选后，在新执行局中他仍连任秘书长一职，任期至2000年。
    加拿大记者热拉尔德·勒勃朗就当代史研究、图维埃案件、密特朗专访、民族主义及历史学家的作用等问题采访了这位当代史专家。
    在回答勒勃朗对“当代史”的含义是否矛盾的疑问时，贝达里达认为我们时代最近的历史，即本世纪30年代起，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内的历史，在相当长时期内被忽略，被归到社会学和政治学研究中。他认为：“历史并非只滞留在遥远的过去，永恒不变。在历史中过去与现状紧密相连。因此，我们在1979年建立了当代史研究所。”可是，怎样确定当代史的概念呢？贝达里达认为，通常我们时代的历史称“现代史”（l'histoire contemporaine），习惯以两个世纪前的法国大革命为上限，延至今日，这是不够准确的，他把我们时代最近的历史称为“当代史”（l'histoire du temps présent）。（作者注：在此，贝达里达没有明确如何划线分期。但是由他主编的、在蒙特利尔大会图书展上首次面市的新书《1945-1995年法国的历史与史学家职业》一书中，著名的法国现代史学家罗内·雷蒙则把自法国革命以来的两个世纪历史以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线分成两部分，整个19 世纪归于“现代史”，20世纪以来归“当代史”〔4〕。
    接着，贝达里达教授进一步回答当代史研究中存在问题，即如何在缺乏档案的情况下，在缺少时间距离以评价事件的情况下研究历史。他指出，“在法国可查阅的公开档案的期限已经从50年改为30年。”除此之外，还有大量其他资料来源：“已发表的回忆录、新闻传媒、当事人的口头证词……”。至于时间距离，贝达里达认为（对当代史来说）有利有弊，距离近（与事件）是有利的，但不可能深入到问题中去则是不利的。他还指出，有时时间距离会使人在评价历史时产生错觉。他以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纪念活动为例加以说明。“在事件发生两个世纪以后，1989年的纪念活动引出两种看法：一种极力赞扬人权宣言的伟大业绩，而另一种则谴责那是极权制的先兆”。他本人认为不应一概而论。他把法国大革命分成两个阶段，最初是为争取自由和权利的战斗，后来就是大恐怖。他从这个事例看出：“事隔两个世纪再作评价并不能保证更切合实际。”
    谈到这里，勒勃朗接上另一个话题：“过了50年似乎也不足以使法国理清1939年至1945年间与纳粹合作问题的千头万绪。”他要求贝达里达教授谈谈法奸保尔·图维埃案件，该犯因屠杀犹太人罪于1946年被判刑，却能逍遥法外、长期藏匿，直至去年才被真正绳之以法，原因何在呢？
    贝达里达承认，图维埃在缺席审判后，又成功地隐姓埋名、四处躲藏了25年，过了刑事时效后才露真身，“是受到一个令人震惊的同谋网的保护”。1970年，当时的法国总统蓬皮杜特赦了图维埃，只保留了某些较轻的惩罚，如禁止他在某些省区居留和剥夺其父系财产继承权等。“这在当时是一桩丑闻”，而社会上则对此案表示不满和愤慨。自那时起，要求对图维埃以“违反人道罪”进行不受时间限制的起诉活动就开始了。于是图维埃再度藏匿起来，直至1989年才在尼斯天主教完整派〔5〕的隐修院中将他逮捕，经过几年调查取证，于1994 年把他再度送上历史的审判台。
    回答记者关于历史学家在此案中出庭作证的问题时，贝达里达说：“这至少在法国是第一次传唤历史学家作为专家证人出庭。”应法庭的要求，历史学家们以自己研究为依据向法庭阐述维希时期的背景状况〔6〕。 贝达里达特别谈到图维埃所在的保安队的性质：“这个准军事化的组织是维希政权建立的，以追捕抵抗运动战士和犹太人为目的”。这样一个组织与德国纳粹的关系如何，能否确认是纳粹的“帮凶和工具”？作为二战史专家，贝达里达肯定地说：“我的研究工作可以认定保安队逐步沦为盖世太保的拙劣仿制品，盖世太保在纽伦堡审判时被宣布为犯罪组织。”
    记者勒勃朗特别提到贝达里达为此案曾参加了由里昂大主教组织的关于教会在图维埃事件中的作用调查委员会。但是，在报告最后部分，贝达里达的结论是：“在我们调查结束之时，秘密尚未完全澄清：更确切地说，它更加扑朔迷离了。”为什么呢？贝达里达遗憾地说：“如果能论证教会的同谋活动属于一种对旧制度的怀念的话，这对我们来说是容易的。可惜，图维埃得以长期隐藏，不论是来自教会的还是来自国家的保护，其中包括蓬皮杜总统的特赦，都充满神秘感。”贝达里达认为图维埃是一个“聪明绝顶的家伙”，自比为“十字架上的基督”，曾经蒙骗过不少人，在他的同谋中甚至还有前抵抗运动战士。1972年后，还有人向图维埃提供机会到魁北克，而且为他避难做好一切安排，但他本人拒绝了。即使这样贝达里达也认为：“没有任何根据能肯定在魁北克和法国之间存在一个固定广泛的联络网。”因此，这位当代史专家不得不感叹档案是不全面的，“有许多决定和谈判是不作书面记录的。”因此在历史上永远会留下疑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