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格局解体以后，民族主义浪潮再次席卷了世界舞台，并对当代国际关系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在今天的欧洲，重新统一后的德国正高举民族主义大旗向着世界政治强国的方向迈进。德国的崛起与壮大引起了人们沉重的思考。回首德国近代以来历史，我们就不难发现，它所前进的每一步，无处不刻印着民族主义的痕迹。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和社会实践运动，是近代欧洲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德国近代的民族主义，作为一种不同于英、法等西欧国家的表现形式--文化民族主义，它曾给德国带来过欣喜辉煌，也造成过悲怆与灾难。本文拟就对德国近代文化民族主义的产生、发展和演变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一 启蒙时代德意志民族意识的觉醒与文化民族主义的产生
    17到18世纪之交，在世界范围内，由于新的世界贸易通道的开辟和现代世界贸易往来的扩大，英法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渐走上了产业革命的道路。新兴的资产阶级在启蒙思想的影响下，已经开始了向封建统治阶级夺取政权、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斗争。此时的德国，由于长期的战乱和异族统治，仍处于四分五裂之中。国内关卡林立、货币不一，严重障碍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再加上封建专制的腐朽和统治集团的骄奢淫逸，更进一步加深了德国社会的黑暗。在这种小邦林立、诸侯割据、专制势力强大、战乱绵延的情况下，新生的德国资产阶级表现得极为软弱。当法国近代民族主义通过启蒙运动发展成为对民族国家的热爱与忠诚的时候，德国正处于艰难的民族意识觉醒时期。受法国文化的影响，18世纪德国社会的上层阶级瞧不起许多具有德意志特点的东西，他们采用法国风尚、服装礼仪、生活方式和观念以及语言，并以此作为文明生活的国际标准。国家的分裂、外来文化的入侵、统治集团的腐朽、资产阶级的软弱等等促使一大批思想比较激进的知识分子对德国历史进行了严肃而沉重的思考。他们以笔作枪，试图以文化的方式来启发德意志民族意识的觉醒，并希望能借助于文化上的联系来推动德国的统一。他们的行动，不仅促成了近代德国民族意识的觉醒，而且奠定了近代德国民族主义的雏型，即文化民族主义。它的产生，不仅为法国大革命以后德国文化民族主义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也极大地削弱了奥匈帝国的统治，是近代德国民族主义的最初表达。
    从17-18世纪之交到70年代，是德国文化史上的启蒙时代。这一时期，在德国的哲学、文学和音乐领域，几代知识分子以反对神权与专制，崇尚理性、平等、自由，向往民族统一为主要目标，以饱满的热情、强烈的时代责任感和具有明显时代特征和民族风格的思想与作品，抒发了他们纯朴的民族感情和民族意识，对德国近代民族意识的觉醒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哲学领域，启蒙运动前期的哲学家托马修斯、莱布尼次及其弟子，由于受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开始倡导人权与理性，并以物质和精神的和谐论驳斥了“绝对神权”的谬论。到了康德时期，即启蒙运动鼎盛期，德国的哲学思想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他的批判哲学在追求人的思想自由和艺术创造自由等方面较前又跨进了一步。1781年他发表的《纯粹理性的批判》，被认为是德国的一次“精神革命”，“如同在法国推翻了旧社会体制基础的王权一样，在德国推翻了精神统治基础的自然神论”[①]。海涅甚至认为，从康德开始的哲学革命“变成了一件民族事业。”在文学领域，民族意识的表现更为强烈。从启蒙文学家莱辛开始，便注重开创德意志的民族文学。他认为，德意志的文学应表现资产阶级的精神和情感，应具有反抗封建专制的意识。1767年在他发表的《汉堡剧评》中，他抨击了前人对德国古典戏剧庸俗的模仿，在法国文化风靡德国的18世纪，提出了应该上演反映德国人民生活、体现德意志民族特色的作品。莱辛不仅是德意志民族文学的奠基者，也是德意志民族文学的第一块里程碑。当费里德里希二世醉心于法国宫廷文化、诋毁和蔑视本国文学时，德国文学家通过要求建立德意志民族文学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民族主义情感、振兴民族的意识以及痛恨专制与分裂、向往自由与统一的愿望，对于启发德国民族意识的觉醒产生了深远而积极的影响。
    启蒙时代民族意识觉醒的另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提倡使用本民族语言。这在德国上层社会和王室普遍使用法语的18世纪是非常可贵的一种民族情感的表达方式。早在1687年，启蒙运动之父托马修斯就勇敢地首次在大学课堂上使用德语讲课。后来的沃尔夫不仅主张用德语讲课，而且提倡用德语思维和创作。他甚至认为，德语“用于科学比拉丁语要好得多，而且用纯粹德语所作的表达，若用拉丁语听起来声音极为粗野。”[②]在文学领域，许多人都以讲德语为荣。18世纪著名的音乐界开山祖师巴赫，也主张用德语创作，并要求用德语演唱。这种文化传统与习惯也为后来的文化界所继承，赫尔德甚至把法语认为是“塞纳河的绿色污泥。”民族语言的推广和应用，不仅促进了德意志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化的发展，而且也表达了德国文化界对外来文化的一种抗拒心理，是近代德国民族意识觉醒最直接的一种表达。
    由于国家的分裂和社会局势的动荡，启蒙时代从德国文化界开始的民族意识的觉醒没有能发展成一种较广泛的社会运动，因此在此基础上初步形成的近代德国民族主义被局限在文化领域，逐渐地发展成为一种范围比较狭小的文化民族主义。由于资产阶级力量的薄弱和封建专制势力的强大，这一时期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文化民族主义具有很大的不彻底性。他们痛恨封建专制却不敢直言时弊，反对神权却不敢与其彻底决裂，盼望民族昌盛与统一却很难找到一种切实可行的办法，因此只停留在调和新思想与旧思想、宗教与科学上面，表现出了一种痛苦与彷徨并重的民族主义的表现形式。比如康德的哲学革命，在批判前人唯心主义唯理论的基础上，推翻了他们关于“上帝、灵魂、自由意志”等所谓形而上学的体系，但其目的并不是为了宣传唯物主义和无神论，而是力图调和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经验论和唯理论，论证一种新的、特殊形式的唯心主义先验论和不可知论，以便为信仰保留余地。这种表现反映了当时德国社会毫无出路的状况和德国市民的不满而在实践上又不得不屈从和安于现状的矛盾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