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争的角度或是从和平的角度观察、概括和界定客观局势，除了是否符合实际外，其影响和后果也大不相同。“冷战”这一划归为战争或用战争来形容紧张关系的说法不免存在某些误导作用，加重了战争式的对抗意识和气氛，致使不少研究者动辄论证“冷战的爆发”，追究挑起冷战的责任--这一不存在战争罪犯和祸首的问题；而且，这种产生于“战争”角度认识世界局势的用语使参与者潜意识地处于临战状态而追求克敌制胜，加重了战争的气息和氛围。这不符合人们普遍的要求和平心理，也不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新闻媒体以及政治家的思维和决策，而不利于维持世界和平。相比之下，所谓的“冷和平”或解体前夕苏联学者提出的“核和平”（ядерный мир）（注：参见札格拉金《苏维埃外交成败史》Н。В。Загладин，Исmорu усnхов u неудач совеmкоǚ дunломаmuu，莫斯科国际关系出版社1990年版，第119页。）从逻辑上和实际上更贴近于当时和平对峙的局面，也能从心理上减缓“战”的情绪，而增加“和”的气氛。因而，即便我们继续使用冷战这一概念，也有必要予以澄清和说明，清除用不符合实际、具有负作用的“冷战”概念来概括当时和平对峙的非战争状态所造成的误解，阻止当今某些人继续使用冷战思维思考并处理国际问题--现在人们已经再度明显感觉到了这一点。
    二
    以往对冷战起源的研究往往追究冷战对峙双方的责任。半个世纪以来，曾经相互指责的双方先后改变了自己所指责的对象，而且，大有自我反思甚至异化逆反的趋势：西方在冷战起源问题上不断自责（注：西方从系统的修正学派开始，经温和修正学派、后修正学派到苏维埃史学派，都把挑起冷战的责任归到美国方面。参见理查德·维特《冷战起源的西方理论》Р。Узйтц，Заnадные mеорuu холодноǚ воǚны，引自那林斯基等主编《冷战：新方法和新资料》，第38-39页。），而苏联尤其是独立之初的俄罗斯则批判揭露苏联的对外政策。这是不可避免的认识过程。不过，研究冷战起源问题，不宜从某一当事国角度出发，更多地纠缠于某方的责任，而应从人类社会发展的角度着重分析这种历史现象的原因。
    所谓冷战起源问题，实际上是二战后的国际关系问题，特别是大国关系问题。在二战的胜利使苏美英三大国由热战中的盟友转变为冷战中的对手。这一转变并非单独某一方或某个人的作用或过错，而是由诸多因素和条件所促成的，具有某种历史的必然性。
    许多研究者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而认为大国间意识形态的差别在冷战起源和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固然，意识形态在冷战起源过程中具有不可忽略的重要作用，然而，起根本作用的并非意识形态，而是国际关系中最基本的要素--国家利益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国家关系态势。从这个角度讲，二战后，意识形态表面上把世界简单地一分为二，实际上国家间的相互关系要复杂得多。
    毫无疑问，美苏两国是最终形成的所谓冷战的主要对手，不过，在二战后三国关系紧张过程中，历来拨弄欧洲大国关系是非的英国是最先的发难者，而丘吉尔则是所谓冷战的始作俑者。
    20世纪上半期，日趋衰落的英帝国在欧洲外交中仍然坚持其不变的“只有永恒利益”的外交原则，因袭其惯用的欧洲均势的外交策略。二战爆发前，在西方、希特勒和苏联复杂的三角智斗中，英国拙劣的绥靖政策招致苏德联手而引火烧身。当斯大林与强盗联手而终受其害时，丘吉尔不啻松了一口气。英苏两国的当务之急--共同抵抗大敌法西斯--暂时掩盖着两国之间利益的冲突和意识形态上的对立。然而，他们之间的利益之争和观念之别并没有化解，而是潜在地进行较量，甚至在战争紧急的时刻也是如此，尤其是英国。丘吉尔在苏德战争爆发之初援助苏联抗德的演讲中没有掩饰其对苏联的恶感；在开辟欧洲第二战场问题上，他为了本国利益而百般拖延。二战战时外交过程中，丘吉尔那种大度的战略胆识和他那斤斤计较的小动作典型地反映了英国外交精明清醒的商业意识，同时散发着绅士风度下的市侩气息。
    当欧洲战场形势越来越有利于苏联时，英国政府首脑那种大战略、小气量的反差和弱点也日益显露出来。从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磨磨蹭蹭的慢拳中，在欧洲第二战场地点的选择上，到希特勒崩溃前丘吉尔急于进攻柏林等问题上，无论丘吉尔如何巧言令色，其用心可谓昭然若揭。历史也作弄了一下丘吉尔：希特勒灭亡不久，丘吉尔不得不让出首相的位置。然而，他并不甘寂寞，以其独具的战略眼光，预言“铁幕”，告诫世人防止苏联的威胁。希特勒促成的三国联盟最终因希特勒的灭亡而瓦解。丘吉尔的促散作用在三巨头中是首屈一指的。
    面对苏联的辉煌战绩和咄咄逼人的发展趋势，没有精良陆军、战绩平平的英国相形见绌。英国在战时无力单独对抗德国，在战后更无力对付苏联，所以，英国外交部战时曾建议满足苏联的要求而争取与苏联在战后合作（注：参见奥·查列夫《苏联与英国：从合作到对抗（1941-1945）》О。И。Нарев，СССР-Англuя：оm соmруднuчесmва к конфронmачuu 1941-1945，载《近现代史》1998年。），其中包括制定了两国关于巴尔干百分比划分秘密文件。为了防止苏联打破欧洲大陆的均势，英国极力争取大洋彼岸美国的力量共同遏制苏联。均势不仅是英国对欧洲大陆的外交原则，而且也成为欧洲国际关系几乎公认的原则和经久不衰的规矩和习惯。然而，它却是一个典型的二律背反：谁都想成为强国而反对它国强大起来。从这一角度讲，即使苏联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英国也不容其坐大而使欧洲大陆均势失衡。这是英国几百年来一直屡用不爽的以不变应万变的传统外交绝技。表面上所谓冷战似乎在意识形态上把欧洲划分为对立的东西方，但它掩饰了大国在欧洲为各自利益而进行的争夺。看来，意识形态在英国外交中更多的是一个幌子，是一种维护大英帝国利益与安全的手段。丘吉尔及英国政府是这样，英国军界也是如此，他们在没有永恒朋友的信条下，不分国家制度而几乎把所有国家都视为“潜在敌国”（注：帝国安全报告摆脱意识形态的干扰而把法国、美国也毫无例外地列入了潜在敌国之中。参见奥·查列夫《苏联与英国：从合作到对抗（1941-1945）》，载《近现代史》1998年，第99-1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