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国之中，美国最初较之苏英两国为超脱。这并非美国政府不关心自己的利益，而是由于美国与欧洲大洋相隔的特殊地缘，并且必须顾及其亚洲战场及利益等特殊环境以及传统外交观念影响所决定。美英两国元首关系固然密切些（注：有人对战时三巨头之间的通信作了统计，从中可以反映他们之间书信往来的情况：丘吉尔致罗斯福信函1161件，后者回复788件；丘吉尔与斯大林之间交换信件504件；斯大林与罗斯福之间290件。），但罗斯福时常起着斯大林与丘吉尔之间的调解人角色，而且罗斯福与斯大林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苏美之间确实发生过一些不愉快的事（注：诸如伯尔尼单方面授降问题、美国中止对苏联贷款问题、关于原子弹控制问题等，以及斯大林2月9日在莫斯科选民大会上讲话及美国方面对此的反应等。），对于战后苏美关系产生不良影响。在美国政界反苏遏苏的政治派别也的确曾活跃过并最终占据主导地位。不能否认，也不应只强调丘吉尔最初在煽起冷战对立情绪方面的作用。他固然一方面宣扬苏联威胁，另一方面以巴尔干和西亚的一些利益吸引美国参与欧洲与苏联对抗。然而，美国有自己的利益和打算。至死关注美苏关系的罗斯福的逝世带走了战时苏美之间空前的良好气氛，新任总统杜鲁门最终选择了丘吉尔安排的路子，联合遏制苏联。
    美国发展的历史充分证明了美国发展的外向性。20世纪上半叶，美国摆脱了传统的孤立主义外交原则，形成了更加积极的对外政策，并随着实力核裂变似地急剧增长而要求日益扩大外向空间。难怪美国第26届总统西罗德·罗斯福自称“我是一个扩张主义者。我简直不明白一个人怎么能够不成为扩张主义者”（注：参见陈乐民等主编《西方外交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81页。）。二战后损失小而收获大的美国这种领导世界的责任心有增无减。杜鲁门比罗斯福雄心更大，不愿意与苏联合作，共分天下，而决心在与苏联的对抗中争夺和扩大势力。以天下为己任的美国政府越过大洋来到苏联周边，与之发生了防范后者威胁的较量。战后的苏联，虽然声名大振，然而终归遭受了巨大损失，很难与美国对抗。不过，斯大林不怕杜鲁门抛过来的手套。当时的苏美两国大使各自给本国政府的报告集中地反映了两国关系的这种变化（注：许多学者认为美国驻苏联大使凯南的报告提出了遏制苏联的理论。不过，苏联驻美国大使诺维科夫也毫不逊色于凯南。他在报告中认为战后美国垄断资本“追求世界霸权”，视苏联为其“控制世界”的“主要障碍”。参见The Novikov Telegram Washington,September 27,1946:http://cwihp.si.edu/cwihplib.nsf/16c6b2fc。）。
    综上所述，随着二战中战局的相继好转，英苏之间始终未消除的相互猜忌、相互提防的旧病复发。除了第二战场纠葛之外，1945年6月29日英国针对苏联的《英帝国安全》报告可以被视为战后敌对关系的信号。它不仅意味着英国敌对苏联计划的形成及为此而做的行动部署，而且，不免引起苏联的警惕，刺激斯大林的情绪（注：斯大林通过苏联在伦敦的谍报组织“剑桥校友会”（Кембриджская Группа）在英国要害部门的人员于1945年11月6日获悉《英帝国安全》报告。这一报告难免加深斯大林对英国外交的一贯不满，也不能排除斯大林在1946年2月莫斯科选民大会上的讲话与此的关系。）。而斯大林的激昂则连锁式地刺激了美国政界。美国对苏遏制战略的确定，意味着它将替代衰落的英国主持与苏联的对抗。这种大国关系态势的历史趋势已经形成，余下的只是进程和方式问题（注：与所谓冷战起源有关的事件除了二战期间的纠葛外，自战胜德国后大致可以勾勒出如下脉络：1945年5月12日，丘吉尔提出“铁幕”说法；同年6月29日，《英帝国安全》报告出笼；斯大林莫斯科选民大会讲话；凯南电报；丘吉尔富尔顿演讲；斯大林在报界对丘吉尔演讲反应；1947年9月诺维科夫报告。上述一系列务虚之后，相继开始了实际运作：马歇尔计划与莫洛托夫计划，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最终北约与华约的成立等。）。这样，在苏美之间促成由之、促散由之的丘吉尔政府把英苏在欧洲的矛盾与对立转变为美苏为主的全球性的对抗。
    四
    有两个与二战后以苏美为首的东西方对抗密切相关的问题，即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原子弹的作用。如果说，前者是进行冷战的软件，那么，后者则可视为形成和保持冷战状态的硬件。
    意识形态在战后国际关系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丘吉尔始终坚持的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恶感，斯大林二战胜利后坚持的资本主义必然引起世界战争的批评，充分说明了这两位意识形态上的死对头在思想观念方面水火不相容。尽管它不免影响和妨碍两国关系，但是并没有根本破坏战时两国合作的关系。这两位国务活动家都识大局，掌握着分寸。
    意识形态作为一个与社会存在相区别、相关联，涉及政治、法律、哲学等重要领域的范畴，必然与国家对外政治具有密切的联系。在国际关系中引入这一概念，是为了说明国家在意识形态（注：作者认为，随着改革开放和对外交流的发展，东西方不同背景、不同渊源的观念和基本概念交错、碰撞，需要磨合。不仅对于冷战概念，而且对于诸如“意识形态”这一马列主义哲学的基本范畴、“国家利益”这一西方有所约定的概念等，都需要在国际关系领域中进行必要的重新界定或者更新，以统一和规范这一领域中基本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上的异同。从国际关系历史和实践角度看，意识形态在国家关系中必然有所反映，是影响国家关系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性的因素。首先，作为国家，或者说是国际关系中的主体的基本条件或资格，首要的不是国家体制或意识形态，而是作为国家的基本条件国家机构、地域、人口等实在的因素。其次，在国际关系中最终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意识形态的优劣，而是国家实力的强弱。当年强力推行先进资本主义的拿破仑最终败于封建的亚历山大一世并非因为其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而资本主义世界最终承认苏联也并未肯定社会主义制度。意识形态潜在地、有时作为一种手段而影响国家关系。最为鲜明的例证大概可属希特勒充分利用东西方意识形态的矛盾而左右其手。在所谓冷战时期，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这种非武力的东西竟然也能够从某种角度整齐地把人类社会划分为两个部分，可见它的作用。意识形态往往作为一种对外政策的工具、时常用于宣传手段在不正常情况下突出出来，也往往作为一种超然无形的东西而长期潜移默化。前者常常是在国家实力不逮而呼吁国际同情和支持的危难时期，或者国力强大得几乎可以为所欲为而需要输出价值观念时。
    意识形态的这种影响并不能最终决定国家利益关系的属性其实早为政治家所认识。在反对拿破仑法国时，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与最为反动的封建俄国联手合作。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基辛格针对二战时的苏德关系指出：“如果意识形态能够决定外交政策，那希特勒与斯大林就绝不可能联手，这跟三百年前黎塞留与土耳其苏丹的情况类似。但地缘政治上的共同利益是一股强大的结合力量，促使希特勒与斯大林这两个往日仇敌唇齿相依地结合在一起”（注：参见基辛格《大外交》，第290页。）。二战前苏联与西方国家先后建立了外交关系。二战后，斯大林十分清楚并不亚于丘吉尔有意地利用意识形态的作用。所谓冷战时期，对立的双方并没有因为意识形态矛盾而发生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冷战结束后，人们更加聪明、务实，妥善处理意识形态与国家关系，并有所发展创新。回眸所谓冷战，人们似乎可以透过弥漫着恶劣气氛的意识形态对立，感觉到为之所掩盖的美苏两个大国维护自己利益、以己为首的集团利益的争夺与较量的实质。
    冷战之所以冷而不战，即对峙的双方主力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核武器的威慑作用。这是典型的异化现象。发明和生产这种可怕武器原本是为了战胜对方，结果事与愿违，成为相互震慑、无法动手的制约因素。从这个角度讲，原子武器这种热战武器是制造冷战的促进剂，也成为抑制冷战转变为热战的阻断器。设若没有核武器的这种强大威慑及其所逼出的人们的冷静与明智，很难想象如何在对峙中维护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世界和平。此外，还应该看到，正是这种威胁人类生存的核竞赛除了给人类带来恶果外，也促进了20世纪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
    回顾冷战起源，它不是某国某人的过错，而是当时各种因素及各种力量共同推转了历史车轮，而后者的走向未必符合所有推动人的初衷。反思冷战的过程，应该庆幸当事者的节制，没有酿成世界大战。这是人类社会在空前的战争之后维护世界和平的探索中不可或缺的一步。从这个角度讲，所谓冷战史是一段人类在危险中追求和维护世界和平的和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