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美国是丘吉尔对外政策的一个支点。与抱怨美国孤立主义外交的张伯伦不同（注：张伯伦先后于1937年和1940年指出：“最好和最安全的是不期待美国人除了空话之外任何东西”；“老天爷有眼，我可不希望美国人参战到我们一方。因为，如果他们有权参与制订和平条约，我们不得不付出过高的代价”。见德·雷诺德《英国的帝国外交》Велuкобрumанuя：Имnерская дunломаmuя，转引自阿·丘巴里扬主编《战时盟友：1941-1945，纪念胜利50周年》отв。ред。А。О。Чубарьян，Союэнuku в воǚне，1941-1945.к 50-леmuю nобеды，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53页。），主战的丘吉尔不仅迅速地理顺了与美国的关系，并将其希望整个押在罗斯福身上（注：1942年11月，丘吉尔向艾登透露“我的整个计划都基于罗斯福的伙伴关系之上”。参见德·雷诺德《英国的帝国外交》，转引自阿·丘巴里扬主编《战时盟友：1941-1945，纪念胜利50周年》，第354页。），而且，早在富尔顿“铁幕”演讲二年前，就预言英美之间若无“特殊关系”，将可能发生“另外一场奇怪而可怕的战争”（注：Churchill to Richard Law.16 Febr.1944，转引自德·雷诺德《英国的帝国外交》和阿·丘巴里扬主编《战时盟友：1941-1945，纪念胜利50周年》，第354页。）。可见，二战后丘吉尔的奔走呼号不是偶然的。他要紧紧拉住美国在欧洲对抗苏联。另外，早在苏军攻克柏林前后，他就力劝杜鲁门对苏联采取强硬立场，并在1945年5月12日致杜鲁门的信中提出在东西方之间“铁幕已经降临”（注：德·雷诺德：《英国的帝国外交》，转引自阿·丘巴里扬主编《战时盟友：1941-1945，纪念胜利50周年》，第357页。）。
    丘吉尔的战略远见无法改变英国大势已去、无能为力的现实。他清楚地意识到在“俄国巨熊和美国大象”之间“英国小狮”的被动地位（注：德·雷诺德：《英国的帝国外交》，转引自阿·丘巴里扬主编《战时盟友：1941-1945，纪念胜利50周年》，第364页。）。在他被迫离开首相职位前夕，即1945年6月29日，帝国司令官委员会制订了《英帝国安全》报告，正式称苏联为主要敌人，提出了于日后为冷战现实所证实的对策和措施（注：据俄国学者奥·查列夫称，对于英帝国的这一安全报告，直到1996年在德国召开“苏联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与会学者、包括英国学者仍未与闻。该安全报告认为由于苏联的庞大的军事潜力而成为英国的主要威胁。防苏的对策和措施主要是建立西欧集团和加强联合国等。参见奥·查列夫《苏联与英国：从合作到对抗（1941-1945）》，《近现代史》1998年，第99-105页。）。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英国政府为了本国利益和安全导演了欧洲和世界上新的更大规模的均势抗衡。
    三
    二战爆发前后，苏联的对外政策基本原则未必发生根本的变化，但其急剧地调整了对外政策的观念和手段。这一时期苏联对外政策和外交的突出要点就是摆脱了意识形态和既定政治观念的束缚，紧紧抓住国家安全和利益不放，并为此目的不惜一切。斯大林这种外交思想和策略的转变和调整是符合当时复杂、险恶的国际局势的，有利于苏联的安全和利益。难怪有人着重评价斯大林的这种冷静、清醒与现实（注：著名学者兼外交家基辛格博士比其他西方学者更加清楚地认识斯大林：“斯大林的确是个难猜之谜：但在处理国际关系上他是个极端的现实主义者--耐心、精明、不妥协，可谓他那个时代的黎塞留”。基辛格对于斯大林在外交上的现实冷静颇有认识：“斯大林冷静的算计中有一个不变的原则：绝不为可疑的动机打没有把握的战争”；“在外交政策上，斯大林不愧是最冷静的算计者，并极以不受挑拨不轻举妄动而自傲”。参见基辛格《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290、291、294页。），若非如此，苏联不待在战后冷战中自行解体，可能早在二战的热战中灭亡。
    苏德战争爆发前，斯大林严格地坚持防止卷入战争的外交方针，谨防资本主义的绥靖及与法西斯主义联合反苏，并在关键时刻，果断地采取了“与强盗联手防贼”的策略，随后采用了“以侵略防侵略”的非常措施。最终斯大林为此受到了相应的惩罚并付出了相当大的政治和道义代价，换得了苏联比绥靖的西欧晚卷入战争20多个月的时间。“我们只能从苏联立场出发。如果苏联利益要求与这些或那些不愿意破坏和平的国家接近，那么，我们就毫不动摇地这样做。”（注：《斯大林全集》（俄文）第13卷第280页。转引自札格拉金《苏维埃外交成败史》，第92页。）斯大林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所幸的是苏联为击败希特勒德国作出了巨大贡献，否则，真不堪想象斯大林外交会得到什么样的恶名。
    苏德战争的爆发最终把苏联拖入战争。苏联政府根据新的形势尽快调整了自己的对外政策，争取与盟国进行了反法西斯的合作。在英美的谅解和配合下，斯大林顺利地完成了从与希特勒联手到与英美握手的外交急转弯，开创了二战期间盟国联合抗德的新局面。然而，即使在这种时候，斯大林与西方一样，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安全和利益。因而，他与盟国，主要是与英国之间在某些利害关系上存在着难以掩盖的矛盾，这种矛盾随着胜利的接近而日益明显和尖锐。
    首先是苏英在欧洲第二战场问题上的计较。斯大林对丘吉尔在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表现不满并担心英国政府旧习不改，仍企图日后与希特勒联手“阴谋算计”苏联（注：葛罗米柯等著《苏联对外政策史1917-1945》подред А。А Громыко，Б。Н。Пономарева，Исmорuя внешнеǚ nолumuku СССР。mом вmороǚ 1945-1985[,п]，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48页。）。其次，两国在东欧和巴尔干的利益范围上明争暗斗。这是影响至今的历史陈案。苏英两国在争取各自的利益上既有矛盾，也有默契联手。从中可以感觉到，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国际关系上那种传统的均势思想以及维系这种均势的牺牲它国利益的“补偿原则”没有改变。这是导致二战后欧洲大国关系恶化的重要且根本的因素。在这里，意识形态表面上似乎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实际上它是一种类似舆论的工具和手段，掩盖不了争夺国家利益的实质。在三巨头安排战后世界的交涉中，斯大林得到了所希望的大部分东西，如同俄罗斯权威学者萨哈罗夫所说，“实质上，勾勒欧洲未来政治状况的雅尔塔会议文件归还了苏联1939年8月与希特勒‘秘密协定’所得到的一切”（注：安·萨哈罗夫《1939-1945年的战争与苏联外交》А。Н。Сахаров，Воǚна u совеmская дunломаmuя：1939-1945，《历史问题》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5年第7期，第44页。）。斯大林希望实现和维护这种战后世界的安排。他握有以军事胜利为基础、实际控制的主动权以及几乎是如日中天的国际声誉，因而不太介意一惯玩弄手段的丘吉尔。他所担心的是英美两国先后易主、三巨头去二剩一的情况下，所达成的对苏联有利的协议能否兑现落实。另外，战争胜利曙光进一步激发了苏联上下的斗志和革命热情。二战前夕斯大林在内部指出，积二十年之经验，欧洲共产主义运动在和平时期不可能强大到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的程度，“这个党的专政只能通过大的战争取得”。他进而指出：“世界革命是唯一的行动，这是瞎说。世界革命发生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度。红军的行动同样也是世界革命。”（注：斯大林1939年8月19日在政治局和共产国际领导会议上的讲话。转引自《历史问题》1995年第6期。对此，季米特洛夫也曾回忆道，1940年1月斯大林在纪念列宁大会之后向政治局成员讲话。转引自《近现代史》1995年第6期。）莫洛托夫1940年6月也相应指出天才的列宁没有错，他相信我们，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我们夺取了俄国的政权那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将使我们夺取全欧洲的政权”（注：安·萨哈罗夫：《1939-1945年的战争与苏联外交》，《历史问题》1995年第7期，第29页。）。斯大林在苏德战争爆发后有所收敛，突出的例证是解散共产国际。然而，随着战争胜利的到来，随着苏联在东欧的胜利，斯大林最终无法掩饰自己的真实思想，在莫斯科选民大会上大谈特谈资本主义必然引起世界战争，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且不可战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