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建国以后起步而在改革开放以来勃兴的我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显著成就，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1.通过较为准确的诠释与阐发，深层次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与方法。改革开放后，一些在治学道路上经历坎坷的学术前辈敏锐地认识到，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的落后状况，首先必须在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上正本清源，恢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本来面目，真正做到用它的理论方法去指导学术研究。建国后，我国史学界在批判资产阶级唯心史观、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方面，做了许多工作。然而，受当时环境的制约，我国史学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相当大的程度是从前苏联那里传递过来，其内容多系有关“五种生产方式”与阶级斗争等方面的理论；在论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方面的原理时，则严重脱离了人们的物质生产与生活的实际过程，带有极其明显的公式化与教条化的特征。而对唯物史观中所包纳的有关历史发展之根本基础与原动力的深层次内涵，则鲜有充分的发掘与阐扬。这一状况，对我国的史学研究当然不可能产生积极的理论指导效应。“文革”结束后，我国世界中世纪史的学术前辈解放思想，勤奋考量，在深入阐发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与方法上，走在整个史学界的前列，他们或首先向国内史学界详细介绍在前苏联学术界兴起的中断了几十年的有关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热潮，激活了学术界的理论兴趣；或尽力诠释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古代东方社会的论述，进而在探讨前资本主义时期的经济与政治形态规律的框架中来规划中世纪史的研究方向，以验证马克思主义有关历史规律的理论；或直接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中深入发掘，通过阐发其中有关历史发展的终极因果必然性的内涵，去系统地恢复唯物史观的历史“本体”论及相应的历史认识论与方法论。尤其可贵的是，他们的旨趣并非是要在纯理论的形式范围上去构建一种大而空的历史哲学思辨体系，而是力图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化作用以观察、考量与分析具体历史现象的方法，去探讨中世纪史的重要问题。与此同时，他们还进一步对当代西方的诸多史学流派与理论方法作了认真的梳理、批判与借鉴。这些成就有力地促进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确立与世界中世纪史研究的拓展。
    2.学术领域空前拓宽、研讨的对象不断增多，则是我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迅速发展的另一表征。“文革”前，我国世界中世纪史的研究范围较为狭小。在欧洲，所涉及的也只有封建制度、农奴制、文艺复兴、农民战争等少数课题。而对其他地区国家的有关历史问题，也涉及不多，有的甚至就是空白。“文革”后，研究领域不断增多，涉及的范围日益扩大。在地区国别上囊括了西欧、东欧、西亚、东亚、南亚、中亚、北非以及拉丁美洲等地区，重点则集中在英国、德国、俄罗斯、日本、阿拉伯等重要国家的中世纪历史。许多重要的历史问题逐渐被纳入专家学者的探索轨道。如西欧封建经济形态诸问题、西欧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经济诸问题、新航路的开辟与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与交汇诸问题、西欧封建王权与教权诸问题、西欧中世纪晚期的君主专制与议会诸问题、德国农民战争问题、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等问题，都得到了较多的研究。此外，俄罗斯农奴制与封建制问题、拜占廷帝国初期历史诸问题、阿拉伯封建制问题、中亚地区游牧民族历史诸问题、日本和朝鲜中世纪经济与政治诸问题等，都成为专家所重视的研究领域。
    3.研究深度日益拓展，高质量的学术论著不断问世，更鲜明地反映了我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的可喜进步。近20年来，我国学者在拓宽研究范围的同时，注重对研究深度的发掘。在探讨东西方各地区各民族的文明形态与历史走向时，我国学者从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和15～16世纪东西方文明的相互撞击与融合的角度，深刻地揭示了人类历史从分散、闭塞的地区国别史向整体、关联的世界史演进发展的历史必然趋势，显示了他们开阔的历史视野与深厚的史学素养。在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的研究中，我国学者对封建君臣关系、农奴制、庄园经济的状况、城市的法权地位等问题都作了比较精确的界定和论证，澄清了以往对这些历史现象的不当认识。对俄国、日本等国家的这一类问题，也给予了深入的分析。对西欧中世纪封建主义向近代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农村经济与工商业经济等问题，我国学者从西方近代化（即现代化）的角度，作了认真考量。对英国都铎王朝史的多层次、多角度的细致研究，则显示了我国学者较强的学术群体实力。在西欧中世纪晚期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德国农民战争等问题上，我国学者的探讨则日趋精致化，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习俗与庆典，德国、瑞士的宗教改革学说的内涵与新教伦理精神，德国农民战争的纲领与目标等原来人们较少注意的问题，开始受到多层次多角度的深入辨析。而原来学术界很少涉及的中世纪前期的西欧、拜占廷、阿拉伯、伊朗、中亚等地区与国家的君主政治，也不乏颇具功力的学术论著。
    4.近20年来我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的发展，还表现在越来越多地借鉴西方新的史学方法，取得了显著成果，如新社会史方法、比较史学方法、新政治学方法、心理史学方法、计量史学方法等等。这些新方法的采用，扩大了我们的历史视野，增强了我们观察与分析的能力，大大有助于对历史问题与历史规律的研讨和认识。例如，通过对西方新史学学派的社会史方法的借鉴，我国学者开始把更多的目光投向那些具有“长时段”特征的历史现象，投入到各阶级、阶层人的日常生活与行为、心态的探讨之中，由此而对与之相关的制度、运动、思想文化等获得了更深层次的认识。我国学者在比较史学方法中所取得的成绩也比较显著。他们或深入探讨有关历史比较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问题，或就有关具体的历史现象进行系统的比较考察，以从中寻找历史的规律性，涉及到了比较史学的本体论、方法论，中国与西方的奴隶制、封建君主政治、封建城市、封建经济形态，中世纪晚期的中西思想文化，中国与俄罗斯、日本的封建经济形态等许多问题的比较探讨，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论著问世。这些新的学术态势，大大活跃了学术氛围，推动了研究的拓展。
    5.我国学者在以往的学术研讨中所形成的求实求真、朴素严谨的优良学风，则是我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发展的一种潜在而又重要的无形成果。我们的学术前辈在长期的教学和研究中，逐渐培养起为学术真理而毕生求索的献身精神。他们甘愿“坐冷板凳、吃冷猪肉”，选择了难度极大而研究条件又较差的世界中世纪史专业勤奋耕耘。不少有志于献身于中世纪史学的中青年学者，在老一辈的带动和指导下，也刻苦钻研，矢志不渝。他们还常常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一些重要问题展开激烈而又平等的学术争论，但却并不因彼此的观点分歧而影响了相互间的同事情谊。这些优良的学风，无疑是我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所馈赠后来学人的宝贵学术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