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作为中国历史学领域中的一个形成时间晚、基础较为薄弱的学科，我国的世界中世纪史研究虽然取得了可喜成就，但由于“先天不足”与种种条件的限制，它必然存在着一些不足乃至缺陷，有必要予以重视。
    1.在基本的史学理论和方法上，我们在引进西方新史学方法的同时，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意义还重视得不够。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在唯物史观上正本清源的努力，原来的那种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和语录化的现象，已经在世界中世纪史研究领域中逐渐淡化，以论代史、以论证史的弊端已不多见；科学的唯物史观的指导，正在不少历史问题的研究中，发挥着其日趋有力的理论与方法的效应。对西方新史学方法的引进与借鉴，则使我们的学术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开始对历史现象进行多层次多视角的探讨。但应该看到，在我们的学术研究中，也存在着全面认同西方新史学方法而不重视唯物史观理论指导的现象。应当承认，自二战以来兴起于西方的新史学思潮，已经在西方引起了一场巨大的“史学革命”。新史学学派一反兰克学派将视野聚焦在重要的历史人物、事变与制度上并加以“客观描述”的“从头往脚看”的史学理念和方法，主张在“长时段”的历史过程中去揭示历史诸现象的根源与特质，即以“从脚往头看”的学术取向去考量广大社会群体的生活、活动与心态、观念，力图从中透显出历史过程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及其内在的因果关系。新史学的这一学术取向，在某种程度上与唯物史观的史学“本体”论是契合的，因为唯物史观的最根本的要求，就是要从人们的物质生产生活实践中去解释各种历史现象的底蕴。但是，唯物史观的旨趣不只是要描述与诠释历史过程及其诸种现象，而且还要从中揭示出历史发展的深层次动因，并且从中总结出历史的客观规律，这样的学术取向和学术境界，是当代西方新史学所远未达到的。正因为如此，西方新史学学派在作出其特有的学术贡献后，其对“历史长时段”的聚焦逐渐转移到对细微历史现象与事实的罗列与辨析，显现出日渐琐碎化与考据化的趋向。因此，我们在借鉴西方新史学的同时，更应当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南，在学术研究中避免那种极端的钻牛角尖的倾向，避免在当代出现新的“乾嘉考据学”的误区。科学的理论绝不是灰色的，没有它，历史学就不可能成为富有思想生命力的长青之树。
    2.我国现阶段教学与研究队伍所具有的知识结构与客观条件既有一些局限性，也不甚整齐。因此，不仅我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队伍的分布区域极不平衡，主要集中在少数中心城市和文化较发达的地区，而且我们的研究领域分布也极不平衡，在空间上主要集中在西欧、东欧、西亚、东亚等地区的少数主要国家，在时间上则多以中世纪晚期的历史问题为主。而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我们既获得了不少具有相当深度与广度的学术成果，但也有许多探讨仍然处于初始性阶段。这一状况表明，要使世界中世纪史研究有一个持久稳步的发展，既需要我们刻苦地练好基本功，打好理论、语言、史料等方面的基础，也需要国家的相关部门在学科建设上采取倾斜性的政策，如经费支助、人才的培养与引进等。
    3.我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也同整个史学界一样面临着所谓“史学危机”问题。在当前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我国世界中世纪史学科所面临的“史学危机”最为严重。研究经费的缺乏，论著发表的困难，及一些单位对这一领域的轻视，大大挫伤了不少有关人员的研究积极性。在此情况下，我们的研究队伍很不稳定，报考该专业研究生的人数较少，处于“青黄不接”的严重断层状况，有的高校甚至已经没有专人开设相关的课程。要改变这种令人忧虑的局面，既需要国家有关部门采取有力的措施，也需要我们现有的研究群体从发展我国历史科学、承传人类文化遗产的高度来认识自己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发扬老一辈史学家的优秀学术传统，在各自的教学与科研范围内脚踏实地，奋发图强，为我国世界中世纪史学的发展贡献力量。
    我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的不足与缺陷，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一门新兴学科在成长阶段所难以避免的局限性。近20年来，我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成绩是很大的，可喜的，比起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要领先得多。而我国学者对这一领域的某些局部或层面的探讨，其实并不比西方逊色。西方人的研究之所以在总体上处于领先地位也不足为奇，因为它已经过了数百年的积淀与发展。况且西方的研究也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乃至谬误，“身在此山”的西方人所常常难以洞察到的其某些历史问题的“庐山真面目”，正在不断被我国学者用唯物史观去深入地辨析与揭示。我们的史学前辈的一些成果，也正在逐渐引起西方学者的重视。就总体而言，我们的研究的确还与欧美同行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但我们完全可以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老一辈所奠定的良好学科基础上，经过数代人的艰苦奋斗，我国的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一定会在新的世纪跨进国际史坛的最先进行列，并闪烁着其特有的灿烂的学术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