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汉史研究颇具造诣的葛剑雄教授从“骊靬与罗马战俘说”立论根据的《汉书》所记载的史实出发，指出骊靬县故城在今永昌县境内并非新发现，骊靬县的存在不仅明见于《汉书·地理志》的记载，而且在1982年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中明确标明，这是不争的事实。实际上，《汉书·匈奴传》已经为我们提供了骊靬得名非常合理的证据：昭帝元凤三年（公元前78年），匈奴右贤王和犁汙王率四千骑兵入侵日勒、屋兰、番和一带，被张掖太守和属国都尉击败，除有数百人逃脱外，其余全部被俘，犁汙王也被义渠王骑士射杀。这位义渠王骑士被封为犁汙王。匈奴入侵的三个县中没有骊靬，而其中的番和县就在今永昌县境内，这说明当时还没设立骊靬县。汉朝既封义渠王骑士为犁汙王，就意味着将被俘的匈奴犁汙王的部属交给他管辖，但这类“王”存在的时间很短，一旦本人死亡或有罪就会被撤销，显然，骊靬是在犁汙王被撤销后设立的。由于骊、犁、犛、黎和靬、汙、轩等字音相近和通用，所以在设县时定名为骊靬，但在具体使用时依然不统一，以致与西方的犛靬混淆。这个观点是兰州大学刘光华教授最早提出的，已故著名历史学家谭其骧认为，就目前史料所及，这是合理的解释。而《汉书·陈汤传》对陈汤所俘获的郅支单于属下北匈奴人的归属有明确的记载，有关研究者“肢解”史料，断章取义，这姑且不论。如果陈汤带回俘虏，《汉书》中不可能没有“献俘”的记载，况且陈汤在返途中就被人控告贪污战利品而被审查，如果其私带战俘，朝廷岂会容忍？
    葛剑雄教授指出：“任何科学研究都不妨大胆假设，但要作出结论就得讲科学，重证据，历史研究也是如此。有关‘罗马战俘’的猜测由来已久，有兴趣的人完全可以继续探索研究，但将猜测当作事实，在没有足够证据的情况下强行炒作，是有悖学术道德的”。同时，葛剑雄教授也善意地提醒有关报道者，他说：“我相信有关报告者的诚实，不至于弄虚作假。但在具体的报道时还要调查分析，注意具体的历史情况，不要被人‘利用’，更不能夸大事实，凭想象说话。”
    本版撰文：本报记者 陆伟强（除署名外）
    我是骊靬人--宋国荣否认自己是罗马人后裔
    7月29日下午，已经从农民而成为今年4月8日才成立的永昌县骊靬文化研究会理事和永昌县文化馆招聘干部的宋国荣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电话采访。
    说起年初的那次采访，宋国荣说，那时他不承认自己说过这样那样的话，是因为当时那里的“气候”不好，至于是什么样的“气候”，宋国荣始终不愿意谈。他说，当地是有诸如“疯牛扎杆杆”、“抵牛”的一些习俗，但是否和罗马战俘有关系，他没有考证过。而且，他也没有说过自己是罗马人的后裔。他现在给当地类似自己这样长相的人定位是“骊靬人”。他说，骊靬和罗马战俘有什么关系，专家有不同的看法，他这样的人当然很难搞清楚，不过不管怎么说骊靬总是存在的，永昌有许多外貌像欧洲人的人也是存在的。
    既然和罗马战俘没有关系，那么为什么当地会有这种类似像他这样相貌的人呢？宋国荣说，他查阅了清初永昌县县志，认为有可能和当时县志记载存在的、后来消失的少数民族--“黄毛番子”（记者注：清初永昌县志所称的“黄毛番子”系指裕固族，解放后划入新成立的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有专家考证认为，裕固族系古代维吾尔族的一部分）--有关。至于是否如此，还有待专家学者进一步考证。
    “骊靬遗址和罗马战俘说”的由来
    清初学者惠栋在其所著《后汉书补注》中称，汉代设骊靬县，“本以骊靬降人置”。这是目前已知有关骊靬设县与骊靬降人关系最早的中国历史文献记载，但目前还没有其它史料可以佐证惠栋这一说法的根据之所在。
    1947年，英国汉学家德效骞在其《当代中国之骊靬城》和1957年出版的《中国境内有一个罗马城》中认为，“中西文化的结合产生了骊靬”，以骊靬国名为县名，其必然有所关系。而骊靬最早出现在西汉的版图上时，正是罗马帝国向安息要求遣返战俘的时候，这绝非历史的巧合。这是目前已知最早提出“骊靬设县与古罗马远征军之间关系”的观点和文章。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中央研究院曾准备就此进行研究，后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而不了了之。其后，英国学者李约瑟、法国学者布尔努瓦以及澳大利亚学者哈利斯等都承袭了这一观点。
    1988年，记者出身的澳大利亚学者戴维·哈利斯为寻找卡雷战役中古罗马帝国溃逃残部的下落赴兰州考察。1989年夏，戴维·哈利斯在兰州大学外语系任教，而西北民族学院历史系教授关意权（现已故）、兰州大学历史系陈正义讲师以及前苏联学者费·维·瓦谢尼金一起，经实地考察和查阅了大量史书，从班固所著《汉书·陈汤传》的记载中，有关一支“土城外有重木城”拱卫、“夹鱼鳞阵，讲习用兵”的奇特军队的记述，提出永昌县境内的骊靬遗址是古罗马军团一支溃军的安置地。这是中外学者首次结合中西史料的对比研究后提出的“骊靬在永昌者来寨和罗马战俘关系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