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晚期，欧洲的历史科学经历了一场重大的变革。其间，C.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史前历史”一词作为科学用语在D.威尔森（《史前史编年》）以及J.拉伯克（《史前史》）的著述中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另外，拉伯克还首次使用了“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来描述史前历史中的两大阶段。而考古一学，经德国考古学家什里曼在小亚细亚、希腊的野地发掘，则成为一门新兴的科学，什里曼本人因此也被视为希腊史前历史的拓荒者。
    H.什里曼（1822～1890年）出身寒微，在其父的影响下，从童年起即熟读古希腊行吟诗人荷马的《伊利亚特记》，对史诗中所描述的特洛伊战争深信不疑，并立志日后一定要去寻找特洛伊古战场，这种“信古”热忱终伴其一生而未泯。他曾在杂货店学徒，在船上作过服务生和记帐员，后又经商。36岁起，他倾其所有，开始致力于史前考古以及特洛伊古战场的定位研究。他先后游历过希腊、意大利等国，中国和日本也曾留下了他的足迹，在巴黎还学习过考古。1868年8月14日， 什里曼终于来到小亚细亚的西南部--被土耳其人称之为希萨利克的废墟（Hissarlik）。如他传奇般的人生， 他在当天的日记中也留下了极富色彩的一笔：
    离开希萨利克进城前……在这里可以远眺整个特洛伊平原。我坐在屋顶上，手里拿着《伊里亚特记》，放眼四周，冥冥之中似乎看到下面希腊人的船队、营寨和公民大会；希萨利克高原上的特洛伊和帕尔尕慕斯的要塞；穿梭往来的军队以及双方在城市与营寨之间的低地中的交战。两个小时的时间，《伊利亚特记》中的主要情节一幕幕在眼前闪过，直至夜幕降临、饥肠辘辘，我才不得不离开屋顶。……我确信，这儿即是古代特洛伊的所在。
    什里曼在其助手的襄助下从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在希萨利克先后进行过6次较大的发掘， 并称在那找到了荷马史诗中希腊联军的远征地--特洛伊。什里曼通过在特洛伊的发掘，使考古一学广为人知，并首次较为科学地辨认出各考古层面间的相互关系。
    继什里曼之后，W.多尔普费尔德于1893年至1894年间在希萨利克原址重新进行了挖掘；C.W.布莱根所率领的辛辛那提大学考古队在1932年至1938年间的考古发掘则进一步完善了对该遗址的科学研究工作。
    考古发掘表明，希萨利克遗址地层计47个，归属为9 个依次而成的主要层面（考古报告分别由特洛伊Ⅰ--Ⅸ 表述），分别代表着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400年的9个时期（注：9 个层面的具体年代分别为：特洛伊Ⅰ（公元前3000～2600年）；特洛伊Ⅱ（公元前2600～2300年）；特洛伊Ⅲ（公元前2300～2200年）；特洛伊Ⅳ（公元前2200～2050年）；特洛伊Ⅴ（公元前2050～1900年）；特洛伊Ⅵ（公元前1900～1300年）；特洛伊Ⅶa（公元前1300～1250年）；特洛伊Ⅶb（公元前1250 ～1100年）；特洛伊Ⅷ（公元前700～350年）；特洛伊Ⅸ（公元前350～公元400年）。这些年代的划分主要是根据陶制品的遗存来界定的。 如果与爱琴海青铜器时期加以比较，特洛伊Ⅰ、Ⅱ、Ⅲ、Ⅳ、Ⅴ属于青铜器早期，特洛伊Ⅵ的前半段属于青铜器中期，而特洛伊Ⅵ的后半段与特洛伊Ⅶa和Ⅶb则属于青铜器晚期。）。什里曼所称的特洛伊古战场（特洛伊Ⅱ）的绝对年代与文献中的记载相去甚远，其规模亦有悖于荷马史诗中恢弘的战争场面，就连他本人后来对自己所得出的结论也产生过怀疑。多尔普费尔德在什里曼死后的第三年继续发掘希萨利克遗址，他在分析、归类希萨利克遗址不同层面的基础上，认定特洛伊战争的古战场应为特洛作Ⅵ，其绝对的代为公元前1900至公元前1300年，几乎特洛伊战争的传统纪年。该层面出土的迈锡尼时期陶器说明它与迈锡尼世界曾有着密切的联系；另外，高大、壮观的垣门亦似与史诗中所描述的相吻合。但是，特洛伊Ⅵ毁于一场强烈的地震，非人力所能及（注：迈克尔·伍德：《寻找特洛伊》（Michael Wood,In search of the Trojan War），普里牧1987版，第91～93页。）。
    著名考古学家布莱根继什里曼与多尔普费尔德之后对希萨利克遗址重新进行了考古分期，辨别出特洛伊Ⅰ-Ⅸ的每一主要层面至少含有两个亚地层，他在考古报告中指出：“总体上看，特洛伊Ⅰ至特洛伊Ⅴ晚期的遗存显现出鲜明的文化连续性，且无中断迹象，而这一漫长的时期显然等同于爱琴海地区的早期青铜器时代。随着特洛伊Ⅵ的出现，一种新的文化本身与旧的混杂在一起，接下来便又是一个连续而漫长的时代，相当于爱琴海青铜器时代中晚期。这一新旧文化的混杂局面包括第六层的所有阶段以及特洛伊Ⅶa与特洛伊Ⅶb的第一阶段。”（注：C.W.布莱根等：《特洛伊：辛辛那提大学所进行之挖掘，1932～1938》（ C.W.Blegen,et al.,Troy:Excavation Conducted by the Universityof Cincinnati,1932～1938），普林斯顿1932～1958，第一卷，第22页。）
    特洛伊Ⅶa是为特洛伊Ⅵ的赓续，该层房舍密集而简陋， 地下藏有用于贮存的陶罐。布莱根认定这些深埋于地下的陶罐以及密集而简陋的房舍即是当年逃进城内的居民在希腊联军围困时的遗存；四散于房舍内与街道上的骸骨则说明该层毁于一场战火，其绝对年代为公元前1250年。布莱根综合这些考古发现，认为特洛伊Ⅶa 的年代证实了古籍中所载特洛伊战争传统纪年的可信程度（注：C.W.布莱根：《迈锡尼时代：特洛伊战争、多利亚人入侵及其他》（C.W.Blegen,"TheMycenaean Age:The Trojan War,the Dorian Invasion,and Other Problems" inLectures in Mernory of Louise Taft Semple,First Series,1961～1965），辛辛那提大学1967版，第1～41页。）。
    从什里曼到多尔普费尔德到布莱根，考古学上言之，特洛伊战争之定年及定位几成定论。但是，鉴于荷马本人在其史诗中并未言及这场战争发生的年代及地点，考古发现又均为没有任何文字载记的遗存，所以，自什里曼挖掘特洛伊起百余年来，一些学者对特洛伊的定年、定位以及荷马史诗本身的真实性、史诗能否作为信史等问题一直存有异议，从中我们似乎可以看到西方学界在这一问题上“信古”与“疑古”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