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苏联政府在复杂严峻的局势下实施了“联盗防贼”的外交，继而采取了“以侵略防侵略”的非常措施。这一为苏联政府掩饰了半个世纪、在我国也相应地混沌了半个世纪的重大历史问题，随着苏联解体前后相关的大量历史档案的披露，有必要根据新的史料、通过新视角进一步予以澄清和矫正。本文主要依据俄国新公布的档案资料，以苏德关系为主要线索，廓清1939年斯大林“联盗防贼”的外交真情。至于对其评论分析，作者拟另文专论。（注：作者认为，我国对斯大林对外政策的评论问题上存在着两种主要倾向：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受两国政治关系的影响，对苏联对外政策评价呈现出影响深久的称颂赞扬的“一边倒”倾向，甚至不容置疑、不许批评的不科学的一点论；在这种思维方式和氛围中，苏联的对外政策被美化、拔高、抽象为近乎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模式和标准。后来，中国发现了苏联和斯大林对外政策存在问题，产生了新的认识，我们又有意无意地以这种主观形成的、脱离实际的所谓社会主义对外政策的抽象标准来不切实际地要求和衡量斯大林的对外政策。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此：我们没有摆脱一个自我束缚的模式而跳不出自我限定的圈限。这样，即使我们对斯大林外交的评价大幅度地摆动--从全面肯定、不容批评到大加批判甚至否定，我们始终没有跳出困扰、限制我们的近乎二律背反的怪圈：用同一个不切实、不科学的标准衡量或限定同一件事而在圈定的肯定与否定之间兜圈子。限于篇幅及内容诸多原因，本文不深涉斯大林外交的评论，而着重廓清斯大林1939年“与强盗联手防贼”及“以侵略防侵略”外交的基本情况。）
    1939年1到8月，是当时欧洲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力量及法西斯主义势力三方紧张、激烈外交较量的时期。三方都在各自争取对自己更为有利的条件。在复杂的环境中，诸多微妙的因素最终促成了斯大林决定大水袭来，同流而不合污，采取与强盗联手防贼的策略，决定与法西斯德国联手防御西方怂恿德国东进。1939年8月是苏德双方联手的关键时刻。德国急于实施侵略波兰的计划，加紧了对苏联的外交攻势；苏联与英法谈判不顺，最终决定放弃所谓集体安全策略，采取与德国联手的方针。
    苏联政府在战前欧洲三角关系的角逐中最终决定与德国联手的主要原因有三：苏联对英法祸水东引的提防以及英法与苏谈判的不诚不力；苏联面临的危险恶劣的国际处境以及它对自己国家利益和安全的实际考虑；三是德国对苏联的积极主动、不计条件的外交攻势。此外，还有一些原因，如苏联未准备好对德战争，远东日本的骚扰，波兰在防德侵略中不配合等。（注：参见伊·切雷舍夫：《卫国战争前夕苏联的国际处境（1939年-1941年6月）》-载于《20世纪俄罗斯：世界史学家的争论》，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413-414页。）其中还包括斯大林大清洗之后在国内形成的绝对领导地位及其对外交的绝对控制保证了他能够顺利、迅速地实施重大的外交策略的转变，避免了外交决策中的牵制和干扰。
    从苏联外交角度讲，斯大林“与强盗联手防贼”的外交决策是苏联外交的一个“杰作和胜利”，同时，也是其政治和道德上的败笔，并且，为此在道德和舆论上遭受了相应的损失。二战前夕，苏联与其他国家外交一样，千方百计地争取本国的最大安全和利益。这是公开的秘密，是外交的本质。尤其是在战前全球意识淡泊时期，各国精英们无不为本国利益折冲尊俎、巧取豪夺。外交是一个如此奇异的领域：它既那样有规矩，又这般无规矩。
    苏德两国的接近
    苏德关系曾一直是苏联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藉此，苏联曾经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打破了苏联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的孤立局面。在反苏反共的希特勒上台之前，苏德关系基本是稳定的。希特勒上台后，主要因为政治和意识形态原因，苏德关系曾一度冷漠、紧张。此后，出于战略利益和安全的实际需要，两国开始接近。苏德两国接近是从经济方面，即贸易和贷款开始，发展为政治战略上的同盟。
    希特勒上台之初，采取拢络西方的策略，与苏联维持不即不离的关系。而自1938年9月签订慕尼黑协定之后，西方这张牌对于希特勒来说已经使足了。他开始考虑苏联这张牌。正如他曾经表示过的，“大概我不可避免地要与俄罗斯联盟。我将以此作为最后的王牌”。（注：麦尔查洛夫主编：《历史与斯大林主义》，莫斯科政治出版社，1991年，第231页。）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曾回忆说，“寻求与俄国的妥协曾是我内心的想法”，一方面为了减轻德国外交的压力，另一方面确保俄国在德波冲突时的中立。（注：《醒悟与坦白：纳粹上层关于第三帝国反对苏联战争：内部谈话，日记和回忆》，莫斯科，1996年，第15页。）
    1939年1月12日，希特勒会见苏联驻柏林全权代表，并在此后至3月间的讲话中没有攻击苏联的内容。后来，希特勒于1939年8月22日在最高司令部讲话中声称：1938年秋季起，他决定与斯大林合作。（注：米·谢米里亚葛：《斯大林外交的秘密1939-1941》，莫斯科，1992年，第27页；谢缅·拉特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秘密》，明斯克，1995年，第306-307页。）
    1938年10月，德国驻苏联大使舒伦堡与苏外交人民委员李维特诺夫达成协议，双方停止利用无线电和新闻媒体相互攻击两国领导人。同年12月19日，双方签订了相互贸易协定。对此，希特勒作出了相应表示：1939年元月12日，希特勒在外交会见时破例地与苏联全权代表麦列卡洛夫进行了几分钟的交谈。在此后的几个月内，希特勒的讲话中没有往常攻击苏联及其对外政策的内容。（注：米·谢米里亚葛：《斯大林外交的秘密1939-1941》，莫斯科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0页。）
    1939年1月，德国向苏联表示愿意恢复1938年3月中断的关于提供2亿贷款及其他优惠条件的双边经济谈判。1月8日，苏联外贸人民委员会要求苏驻德国临时代办通知德国方面，若德国方面的表示属实，则苏联方面也同意恢复双边谈判，并希望在莫斯科进行。（注：阿·崩达连科等编辑：《危机的一年1938-1939》，莫斯科政治出版社，1994年第一卷，第177页。）1月11日苏政府全权代表与德国外交部经济政策司司长进行了相应的会谈。（注：阿·崩达连科等编辑：《危机的一年1938-1939》，莫斯科政治出版社，1994年第一卷，第185-1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