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外交的调整
    联共18大是二战前苏联对外政策方面的一次重要会议。大会重申了苏联对外政策中避免卷入战争的策略方针。这一方针策略虽然不能作出直接与德国联手的必然结论，但其中包含着为避免卷入战争而采取苏联政府认为必要外交措施的根据。
    在联共18大期间，即1939年3月8日，苏联政府获悉希特勒德国将于1940和1941年，一次性永久地把自己的宿敌法国从欧洲地图上抹掉。（注：阿·崩达连科等编辑：《危机的一年1938-1939》，莫斯科政治出版社，1994年第一卷，第254页。）
    1939年3月10日，斯大林在联共18大总结报告中对国际形势作出了分析和评估。他认为一战后“所谓和平制度的整个体系从根本上动摇了”（注：《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35页。）；指出苏联的“经济和文化进一步高涨”，“政治和军事威力进一步增长”。在这一基本分析基础上，他指出德意日三国同盟开始形成，“通过战争来重新瓜分世界的问题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注：《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39页。）“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已经成为事实”。（注：阿·崩达连科等编辑：《危机的一年1938-1939》，莫斯科政治出版社，1994年第一卷，第259页。）
    斯大林在谈到国际政治形势紧张、战后和约体系崩溃及新的帝国主义大战开始时，认真地指出了德意日轴心国的侵略行径；同时，也指出了欧美非侵略国对三国侵略行径的不干涉政策是“纵容侵略，就是策动战争，因而就是把它变成世界大战”。斯大林清醒地认为西方对法西斯的姑息纵容的目的是西方国家在苏德战争中相互削弱消耗时出面获取渔利。在这里，斯大林并非偶然地暗示并预告：“我绝不想从道德上来讲不干涉政策，讲变节、背叛等等。向不承认人类道德的人讲道德是幼稚的。正如那些老奸巨滑的资产阶级外交家所说的，政治终究是政治。但是，必须指出，主张不干涉政策的人们所开始的巨大而危险的政治游戏，最终会使他们遭到严重的失败。”（注：《斯大林文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43-244页。）
    斯大林指出，苏联不能无视“推翻了国际法的起码概念，从而使国际条约和国际义务的价值发生问题”的严重事变，为了巩固自己的国际地位，已经采取相应的措施。（注：这些措施包括1934年底苏联加入国联；1935年5月苏法、苏捷互助条约；1936年3月苏蒙互助条约；1937年8月苏中互不侵犯条约。）在此基础上，斯大林提出了苏联的对外政策方针；重申“保持谨慎态度，不让那些惯于从中渔利的战争挑拨者把我们卷入冲突中去”，加强武装力量的四项任务。（注：阿·崩达连科等编辑：《危机的一年1938-1939》，莫斯科政治出版社，1994年第一卷，第245-246页。）
    斯大林的政治报告向德国方面传递了重要信息。德国方面材料记载，在1939年8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的会见中，莫洛托夫在提议为斯大林干杯时指出，德国方面十分明了斯大林在3月10日联共18大报告开始了两国间“政治关系的转折”。（注：麦尔查洛夫主编：《历史与斯大林主义》，莫斯科政治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227页。）
    1939年5月，斯大林获得了希特勒近几个月行动计划的可靠消息。因而，斯大林已经了解到希特勒打算在7-8月消灭波兰国家。德国外交部东方司长艾·克雷斯特说，如果事态发展成战争，那么德国军队将残酷无情地行动。（注：麦尔查洛夫主编：《历史与斯大林主义》，莫斯科政治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205页。）克雷斯特的这番意见几天之后为莫斯科所获悉。
    斯大林更换了外交口领导人引起了国外的各种猜测。联共18大上，主张联络英法建立反法西斯联盟的李维特诺夫在大会上没有发言，这被认为象征着联络英法路线告终。（注：麦尔查洛夫主编：《历史与斯大林主义》，莫斯科政治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228页。）1939年5月3日，莫洛托夫取代李维特诺夫为外交人民委员。（注：谢缅·拉特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秘密》，明斯克，1995年，第294-295页。）苏联外交领导人的更换被西方外交界认为是苏联希望与德国谈判的一个证据。（注：《各国史家争论中的20世纪俄罗斯》，莫斯科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412页。）日后，斯大林直言不讳地承认罢免李维特诺夫是因为外交人民委员会的外交方针与斯大林领导集团的立场不一致。（注：米·谢米里亚葛：《斯大林外交的秘密1939-1941》，莫斯科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6页。）英国首相丘吉尔后来谈到替换李维特诺夫时指出：“这位被德国视为眼中钉的大名鼎鼎的犹太人，顿时像一件破工具似的被扔到了一边，不容许讲一句申辩的话，就被赶下了世界舞台而从此湮没无闻。……李维特诺夫的去职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注：阿诺德·托因比：《大战前夕，1939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第738页。）研究希特勒对外政策的著名学者格·温伯格认为，李维特诺夫在西方负有声名的本身就成为苏联对德外交的“障碍”，何况他又是犹太人，为“与德国人的会谈又增添了不必要的阻碍”。（注：格·温伯格：《希特勒德国的对外政策》（下编），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774页。）
    关于罢免李维特诺夫，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与驻苏大使舒伦堡之间的通信反映出无论驻苏使馆，还是德外交部都对此感到高兴。
    斯大林罢免李维特诺夫立即引起了希特勒的注意和兴趣。他询问回国述职的驻苏使馆参赞古·黑里格尔关于斯大林罢免李维特诺夫的原因，并认真听取苏联国内情况。（注：H.雅科夫列夫编辑：《前夜，1931-1939：和平是如何变为战争的》，莫斯科政治出版社，1991年，第231页。）
    莫洛托夫接替李维特诺夫就任外交人民委员给西方强烈的印象。英国外交部认为这是斯大林外交转变的一个警告信号，尽管他们认为这种转变不大可能。（注：格·温伯格：《希特勒德国的对外政策》（下编），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739页。）然而，浪漫的法国人却比清醒、实际的英国人产生了更接近实际的预感。法国驻德外交官于5月7日报告本国政府“导致再次瓜分波兰的那样一个俄德协定可能就近在眼前”。美国《纽约时报》上标出“德国愿同俄国签署一项条约”，“希特勒寻求同斯大林达成交易”，“柏林同莫斯科调情”。（注：格·温伯格：《希特勒德国的对外政策》（下编），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7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