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高利贷业并非出现于共和末叶，它几乎和人类社会的文明时代一起开始。在早期，罗马人一般都把放高利贷看作是一种极不光彩和不道德的行为，甚至是一种罪行，比一般盗贼所犯的罪还大，其恶劣程度几乎和杀人不相上下。但因放高利贷是获取暴利的捷径，所以对贵族具有很大吸引力，他们虽然在表现上贱视并憎恶它，但在暗地里却鼓励自己的奴隶和被释奴隶积极参与这项活动。迦图、西塞罗等元老都是间接的高利贷者。
    一般来说，公元前1世纪以前的高利贷业具有下面两方面的特点：第一，高利贷的经营者大多是原来拥有土地的贵族，而借贷者则大部分来自独立的小生产者--平民。所以，长达几个世纪的平民反对贵族的斗争看来也与反抗高利贷盘剥有关。第二，高利贷的利息一般比较平稳。《十二铜表法》规定，私人借贷利息最高不得超过1%。一般的借款大约都在4%和6%之间。[8]（P294）在当时，高利贷因为受到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所以，发展并不迅速。
    但进入公元前1世纪以后，高利贷资本却在罗马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因为这一时期罗马的商品货币经济比较发达，每一笔在一定期限到期的交款，如地租、贡赋、赋税等等都必须用货币支付，因此，从这时开始，大量放高利贷的人大多都是包税者、大包税人和小包税人。他们利用手头的雄厚资金，不时向贫困地区、国家出租资金，并从中获取暴利。虽然高利贷者在各地所得的利润不尽相同，但他们所采取的方法基本上还是一致的，大致可以分成两大类：首先是放款取利。放款是意大利高利贷者最有利的获利手段之一，当时的放款对象主要有三种。一种是对那些自己拥有劳动条件的生产者放的高利贷。这种小生产者包括手工业者，但主要的是农民。“因为总的来说，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状态中，只要这种状态允许独立的单个小生产者存在，农民阶级必然是这种小生产者的大多数。”[9]（P627）第二种是对有野心的青年贵族如恺撒、安敦尼等所放的高利贷。这些人为了跻身政坛，也不惜向高利贷者大借债款。据记载，恺撒在出任西班牙总督以前，就向高利贷者借了大笔款项，其数目相当于2500万塞斯退斯。[10]（P8）第三种是向东方某种城市和某些君主放的高利贷。他们因各种原因陷于贫困，必须马上获得大宗钱款，才能免于灭亡。
    在上述三种放款形式中，一般第三种比较普遍，而且放款的数额也比较大。罗马高利贷者不仅把自己的大部分资本用于这种高利贷业，而且还经常把私人信托给他们的资本也用在这里。公元前54年，浦泰俄利港的克鲁维乌斯就曾把大宗的货币借贷给小亚细亚的迈拉萨、拉班达、赫拉克利特、巴尔基利亚和考诺斯五个城市，成为这五个城市的债主。[11]（P56）在同一时期，比提尼亚的尼西亚城也落入意大利高利贷者手中。据记载，光是由意大利银行家皮尼乌斯借给这一城市的款项就达800万塞斯退斯。[11]（P61）当庞培来到东方时，亚细亚的所有城市几乎都负了债，其总额大约为8亿塞斯退斯，相当于罗马两年多的什一税收入额。[8]（P296）
    这类放款利率一般都很高，大都超过了这一地区法定的最高利率，即12%。例如，那个有名的共和派贵族布鲁图斯就曾以48%的利率把钱借给卡帕多西亚的国王阿里阿巴哲纳斯三世和萨拉米斯城，以解决他们当时的经济危机。[12]（P1-3）这种借款的风险性越大，那么它的利率就越高。例如，骑士出身的波斯图姆斯·拉比里乌斯就曾以100%的利率把大宗钱款借给流亡在罗马的埃及托勒密国王。遗憾的是，拉比里乌斯的这宗投资并未成功，因为托勒密国王恢复王位后，不但没有偿还这笔借款，而且还把这个自命为整个埃及国家债主的人投入了监狱。不过，他最后还是逃出了埃及，并且在内战期间作了恺撒的代理人，而这无疑又为他提供了重新敛财的机会。[8,13]（P283,P91）
    高利贷者所采取的第二类方法是订约获利。这种方法主要是针对罗马国家的。罗马自进入公元前1世纪以来，兵燹战乱连续不断。长期的战争给老百姓带来了无穷的灾难，然而却给高利贷者提供了向国家放债的机会。他们利用战时国家对战争用品的需要，纷纷与国家订立各种借款合约，并从中获取暴利。上面提到的拉比里乌斯在逃回罗马后，就是通过这一办法而再度致富的。当然有关这方面的事务大多都由公司进行。罗马的公司机构庞大，人员复杂，一般以承包国家税收、工程为主。在战时或国家陷于财政困难之时，也经常向国家提供贷款。例如，财力雄厚的亚细亚公司就曾把2万他林特的资金借给国家，20年后，它又把这笔借款的数目增加到12万他林特，这样，它就可以从国家手中牟取大量的利润。[14]（P40-41）
    其实，罗马高利贷业的发展对罗马社会并没有带来什么好处。高利贷者在获取暴利后，并不像近代资本家那样，用来创立新的、更高级的生产方式，而主要是用于个人消费和购置地产。所以，这种高利贷业发展的结果只能是：社会财富的大量浪费以及行省经济的萎缩，而这又反过来对罗马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严重的阻碍作用。
    三
    罗马的工商业一直是受人关注的重点。应该说，罗马的工商业在共和末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仅局限于个别地区和个别行业，并不像人们原先想象的那样发达。
    共和末年，罗马行省的手工业一直处于萧条状态，即使是手工业一向比较发达的东方诸行省也是如此。这主要是由于行省经常成为内战的战场，以及行省居民长期遭受罗马行政人员和包税商无情掠夺、勒索从而造成行省无法组织手工业生产之故。然而，位于罗马帝国中心的意大利却一改以前的落后面貌，在手工业方面有了较快的发展。
    建筑业是罗马共和末年最重要的手工业部门之一，罗马从行省掠夺来的很大一部分战利品都被用于公共建筑。罗马的公共建筑除了在和平时期和战争间歇部门由军队建设以外，[15]（P85）一向都由承包公司承担。[16]（P2-5）监察官每年都要把大批建筑工程承包给建筑公司，由他们承建完成。（注：监察官不在时，一般由执政官招标，但这种情况较少。）据记载，在西塞罗时期，为了修理卡斯托神庙，国家就花了56万塞斯退斯[17]（P130）。公元前51年，恺撒为修建朱里亚广场，就足足花了1亿塞斯退斯[2]（P370）。随着罗马资金的大量投入，罗马的公共建筑业发展迅速。到公元前1世纪末叶，罗马城内已经出现了许多高大雄伟的建筑群，其中著名的有：建筑在广场周围的波尔契亚、爱米利亚、塞姆普罗尼亚、俄彼密亚四大会堂；由苏拉和卡路图斯修建在卡皮托里山上的第二神庙；庞培出资兴建的、可容纳4万观众的富丽堂皇的庞培剧场；屋大维于公元前36年为罗马公民所建设的图书馆。与此同时，罗马还修建了许多神庙、水管和道路等。这些建筑所花费用几乎等于前4个世纪用于罗马全部建筑费用的总和。[2]（P3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