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上，小亚的加拉提亚人如同别处的凯尔特同胞那样，对周邻民族的文化既有吸纳融通的一面，也有排拒、卓立不群的一面，并曾长期保持自己固有的某些传统或风习。从遗存的有关铭文来看，他们虽已采用简明的希腊文字书写，却不曾弃绝自己的语言，甚至迄于公元4世纪，基督教学者圣杰罗姆还提到，加拉提亚人仍在使用一种凯尔特方言。（注：参阅前引于贝尔书，第53页；《新卡克斯顿百科全书》（The NewCaxton Encyclopaedia），第9卷，第38页“加拉提亚”条；前引《国际百科全书》第7卷“加拉提亚”条。）他们也给当地的希腊语里留下了几个凯尔特语词汇，比如盔甲、喇叭、汤或麦片粥，以及小铁砧、大红栎树等。（注：参阅亨利·于贝尔：《凯尔特人的辉煌与没落》（HenriHubert,The Greatness and Decline of the Celts），伦敦1934年版，第53页。）加拉提亚人在宗教方面，大约已接受了邻族的影响，普卢塔克曾提及，有凯尔特妇女充任弗里吉亚人的阿耳忒弥斯女神的女祭司。（注：参阅亨利·于贝尔：《凯尔特人的辉煌与没落》（Henri Hubert,The Greatness and Decline of the Celts），伦敦1934年版，第55页。）在借鉴和吸收邻族的生产技艺和用具方面，加拉提亚人表现了惊人的颖悟力。但在恪守其独特的生活习尚、军事作战习惯和习用武器等方面，他们又宁愿保持固有的民族传统。（注：参阅亨利·于贝尔：《凯尔特人的辉煌与没落》（Henri Hubert,The Greatness and Decline of theCelts），伦敦1934年版，第54-55页。）这种鲜明的特性，使他们有别于小亚的其他族群，而给古代作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概直至4世纪以后，加拉提亚这块兀立在小亚腹地希腊化文明汪洋大海中的凯尔特文化孤岛，才逐渐被安全淹没。
    （三）
    “日耳曼尼亚”一名是罗马人对莱茵河以东、多瑙河以北日耳曼人居住区域的一种泛称，大致相当于今德国一带。其实，早在日耳曼人迁居这个地区前后，凯尔特人即曾在此活动，并留下自己的痕迹。如同在中、东欧其他地方那样，由于后起的强大民族集团迁徙潮流的迅猛冲刷，以及史料的残缺不全，对本地凯尔特影响的寻觅和描述，远比在西欧和南欧地区来得艰难，而不得不更多地仰赖于考古学、语言学、地名学等间接资料的佐证。
    于贝尔指出，凯尔特人在西日耳曼尼亚的最初居住地大致是在东不及易北河、北濒北海、南界今瑞士、西邻高卢的一个地域范围内。由于说戈伊德尔语凯尔特人的迁离，该地区北部一度出现人口空虚，说布立吞语凯尔特人便随之加以填补，这种状态甚至维持到拉登文化初期。（注：参阅亨利·于贝尔：《凯尔特人的辉煌与没落》（Henri Hubert,TheGreatness and Decline of the Celts），伦敦1934年版，第92页。）可以肯定，凯尔特人在其被日耳曼人完全取代以前，曾在这块土地上作过长期的停留。考古发掘显示，属于凯尔特人的拉登时期城镇（oppidium）遗址，在日耳曼尼亚境内（尤其在西南部）多有发现，呈星罗棋布之状。（注：参阅马尔科姆·托德：《北方蛮族（公元前100年－公元300年）》（Malcolm Todd,The Northern Barbarians,100BC-AD300），纽约1987年版，第30页图4。）
    依循传统之见，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毗邻而居，历来以莱茵河为界，分处河之西岸和东岸。此说始创者似为恺撒，嗣后诸家均沿袭其说，一直默认莱茵河这条“自然边界”的存在。1887年，德国学者卡尔·缪伦霍夫首度对此提出质疑，认为这条莱茵河分界线纯系罗马作家的人为杜撰。他指出，凯尔特人的生活区域其实远远伸向莱茵河以东，而非仅仅世居西岸。缪伦霍夫运用语言学、地名学材料，认为莱茵河、兰河、美茵河、利珀河、安伯歇尔河等名称的来源皆出自凯尔特语。今德国西北部许多河溪之名，凡以-apa、-afa、-efa作后缀者，亦为凯尔特语。本世纪初，法国学者阿尔贝·格勒尼埃按地名研究结论，甚至推测在易北河流域至日德兰半岛一带可能存在过一个“凯尔特帝国”。（注：参阅马尔科姆·托德：《北方蛮族（公元前100年－公元300年）》（MalcolmTodd,The Northern Barbarians,100BC-AD300），纽约1987年版，第32页。）尽管目前对于具体地名的语源判定仍众说不一，但有一点是清楚的，即莱茵河两岸的居民曾经彼此错杂，存在密切的文化联系。因而，以莱茵河作为将其截然割裂的界线，是不妥的。
    由于日耳曼人的发展相对滞后，在一个不短的时期内，凯尔特人曾给予日耳曼人以很大的政治和军事影响。这从日耳曼语自凯尔特语中借用的通常与政治、法律、战争和文化有关的许多词汇中可见。在日耳曼社会组织里甚或还有过凯尔特人的或仿效凯尔特风习的统治者，驻有凯尔特人的“官员或使节”。他们彼此缔结条约、交换誓言和人质，建立贸易和联姻关系，并形成了某种凯尔特人在其中占有较大比重、居于优势地位的部落政治同盟。有人推测，某些日耳曼部落的名称本身甚至就有着凯尔特语的形式，或象是日耳曼化的凯尔特语名称，例如，赫西人（Hessi）一名似乎与卡西人（Cassi）一名相同，勃艮第人（Burgondiones）一名相当于布里甘特人（Brigantes）之名，讷美特斯人（Nemetes）、特利波契人（Triboci）以及马科曼尼人（Marcomanni），也都是公认的操日耳曼语的族群，却具有近似于凯尔特语的族名。（注：参阅亨利·于贝尔：《凯尔特人的辉煌与没落》（HenriHubert,The Greatness and Declineof the Celts），伦敦1934年版，第93-94页。）凯尔特人同日耳曼尼亚存在相当的联系，拥有活跃的政治和文化影响，（注：参阅亨利·于贝尔：《凯尔特人的辉煌与没落》（Henri Hubert,The Greatness and Decline of the Celts），伦敦1934年版，第103页。）已然成为一个愈益明瞭的事实。不仅于此，凯尔特文化的触角甚至还跨越广阔的日耳曼尼亚向北伸入今丹麦境内。（注：参阅马尔科姆·托德：《北方蛮族（公元前100年－公元300年）》（Malcolm Todd,The NorthernBarbarians,100BC-AD300），纽约1987年版，第35页。）至于其原因，迄今不明，究属贸易交流，抑或政治文化势力的渗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