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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上所述，汉光武帝实行“度田”的社会背景，可以看出他的所谓“度田”，实包括两个方面的主要内容：一是丈量土地，二是清查户口。丈量土地的目的，是在承认地主土地私有制的前提下清丈土地数量，了解豪强地主拥有私有土地的状况，既便于限制其土地占有量，又便于依据土地多少征收赋税；而检核户口的目的，既在于从地主手中清查隐匿户口，以扩大税源、役源，也在于限制豪强地主控制依附农民的数量。我们何以知道汉光武帝的“度田”措施，包括上述两个方面的内容呢？下面的文献记载就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后汉书》卷1 下《光武帝纪》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及建武十六年两条，是这样记述光武帝的“度田”措施的：“（建武）十五年……六月……诏下州郡核检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又考实二千石长吏阿枉不平者。冬十一月，大司徒欧阳歙下狱死。”“建武十六年……秋九月，河南尹张伋诸郡守十余人，坐度田不实，皆下狱死。”李贤注引《东观纪》曰：“刺史太守多为诈巧，不务实核，苟以度田为名，聚人田中，并度庐屋里落，聚人遮道啼呼。”同书同卷同年同月条又曰：
    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处处并起，攻劫在所，害杀长吏。郡县追讨，到则解散，去复屯结，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冬十月，遣使者下郡国，听群盗自相纠■五人共斩一人者，除其罪。吏虽逗留回避故纵者，皆勿问，听以擒讨为效。其牧守令长坐界内盗贼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捐城委守者，皆不为负，但取获贼多少为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于是更相追捕，贼并解散。徙其魁帅于它乡，赋田受禀，使安生业。自是牛马放牧，邑门不闭。
    王先谦《后汉书集解》载此条唯多苏舆引《汉书注》晋灼语以释“又以畏捐城委守者皆以为负”语一条，余悉同于中华书局标点本《后汉书·光武帝纪》所载。
    据上引《后汉书·光武帝纪》所载，似乎大司徒欧阳歙之死，与“度田”之事有关。《资治通鉴》卷43《汉纪》建武十五年条亦云：“冬，十一月，甲戌，大司徒歙坐前为汝南太守及度田不实，赃罪千余万，下狱。……歙死狱中。”可见司马光也把《后汉书·光武帝纪》载“度田”之事时连及大司徒欧阳歙下狱死事，理解为二者有联系，其实这是一个不小的误会。查《后汉书》卷79《儒林·欧阳歙传》，谓“建武五年，坐事免官。明年，拜扬州牧，迁汝南太守，……九年，更封夜侯。歙在郡，教授数百人，亲事九岁，征为大司徒，坐在汝南赃罪千余万发觉下狱，……死狱中”，不言其“坐度田不实事”； 又《太平御览》卷551《礼义部·棺门》引《东观汉纪》曰：“大司徒欧阳歙坐在汝南赃罪死狱中”，亦不及歙“坐度田不实”事。又《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十五年条有“正月，……汝南太守欧阳歙为大司徒”的记载，则开始于建武十五年六月的“度田”之事，欧阳歙确不及参与，即确不是由于在为汝南太守时“度田”不实而下狱，其在汝南赃罪之事也与“度田”无关。由此可见司马光谓欧阳歙坐“度田”不实而下狱死，是没有根据的说法，完全是对《后汉书·光武帝纪》载“度田”事而连及欧阳歙下狱事的误解造成的。何况《后汉书·光武帝纪》载“度田”事后所连及的杜茂免职事，明显与“度田”之事无关，可见连载之事并非都有内在联系。
    但是，《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十六年条所连载的“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处处并起”一大段，却与“度田”之事有内在联系。这是因为，这段记载不仅同《东观纪》所云“刺史太守多为诈巧，不务实核，苟以“度田”为名，聚人田中，并度庐屋里落，聚人遮道啼呼”的情况大体符合；而且同《后汉书·刘隆传》所记载“是时，天下垦田多不以实，又户口年纪互有增减。（建武）五年，诏下州郡检核其事，而刺史、太守多不平均，或优饶豪右，侵刻赢弱，百姓嗟怒，遮道号呼”之事，有一致之处，故知《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十六年条所载郡国大姓、兵长及盗贼处处并起之事，确与“度田”有关，可以说此事是由于“度田”之事所引起，其性质是反对“度田”的武装叛乱，其主事者与参加者，既然主要是“郡国大姓、兵长”，则其为地主阶级反对光武帝的“度田”措施的性质甚明。至于所诏“盗贼”，则有可能是依附于“郡国大姓、兵长”的封建依附民，他们在“郡国大姓、兵长”的煽动、诱惑之下也卷入了反对“度田”与检查户口的斗争。因为他们多是盲从者，所以，很快就平息下去了。
    从上述记载中的“诏下州郡检核垦田顷数及户口年纪”的话来看，显然是清丈土地的“度田”与清查户口二者同时进行的。因为当时“天下垦田多不以实”。即地主阶级虽然拥有大量私有土地，都不在户口册上登记，以规避租税，所以光武帝要实行“度田”措施，重新丈量他们的土地占有数量并进行登记，作为今后纳税的依据。又由于当时“户口年纪，互有增减”，即许多农民，依附于豪强地主名下，充当他们的部曲、宾客，以致国家的户口册在姓名、年纪与数量等等方面都不真实。所以光武帝也要重新检核户口年纪，在检核户口的时候，需要把被检核者集中起来，一个一个根据其实际情况核实其姓名、年龄与特征，当时叫做“案比”，根据唐人李贤的解释：“案比”，即“案验以比之，犹今之貌阅也”〔16〕，所以检核户口时需要“聚人田中”，正如建武末年江革之母，因为年老，“不欲摇动”，然而每遇“县当案比”之时，江革自己拉着车子载其母去参加“案比”一样〔17〕。正因为检核户口要惊动许多人，所以容易造成“聚人遮道啼呼”的状况。这就是说，“度田”虽然涉及许多人，但主要对象是豪强地主；检核户口虽然要给普通百姓增加麻烦，但主要也是对豪强地主之拥有大量依附农民者不利。因此，“度田”与检核户口的反对者，主要是“郡国大姓、兵长”。因此，这次“度田”与反度田的斗争，实质上是东汉政府同豪强地主的一次实力较量，是西汉以来几次“限民名田”及限制奴婢数量措施的实现与延续。
    参与同东汉政权作较量的势力，除“郡国大姓、兵长”之外，还有一些地方长官如刺史、太守等。其中特别严重而被下狱处死者就多达十余人。其中有名可举者，便有张伋、刘隆与牟长， 而刘隆与牟长还不在处死者之列。
    以张伋而言，《后汉书》无传，《东观汉纪》也无传。 仅有《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十六年……秋九月， 河南尹张伋及诸郡守十余人，坐度田不实，皆下狱死”的记载。这就是说，因反对度田而招致杀身之祸的地方官，所举仅其代表张伋一人而已。
    以牟长来说，《后汉书》卷79《儒林·牟长传》云：“年长少习欧阳尚书，不仕王莽也。建武三年，大司空（宋）弘特辟，拜博士，稍迁河内太守，坐度田不实免”。由此可见，河内太守牟长，虽犯有“度田不实”罪，但并未同张伋等十余人一样“下狱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