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秦、西晋、隋都是经过长期分裂才实现统一的朝代，但统一不久又都二世而亡了。本文仅就西晋二世而亡的主因、门阀在“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中的处境和动向略抒己见。
    关于西晋迅速崩溃的主要原因，历来就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是门阀悖礼伤教，祖尚浮虚，清谈误国。东晋名臣卞壶在斥责贵游子弟多慕王澄、谢鲲放达时说：“悖礼伤教，罪莫斯甚！中朝倾覆，实由于此。”①他的同僚应瞻亦云：“元康以来贱经尚道，以玄虚宏放为夷达，以儒术清俭为鄙俗。永嘉之弊，未必不由于此也。”②西晋大名士王衍在被石勒处死时哀叹：“呜叹！吾曹……若不祖尚浮虚，戳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③仿佛他自己真成了罪魁祸首似的。无怪乎东晋权臣桓温北伐途中发出这样的指责：“使神州陆沈，百年丘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④另一种意见认为主要是由“八王之乱”造成的。东晋初年北伐名将祖逖就说过晋世之乱的主因是由于“藩王争权，自相诛灭，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原。”⑤宋人洪迈在《晋之亡与秦隋异》一文中则进一步指出：“盖秦，隋毒流四海，天实诛之，晋之八王擅兵，孽后盗政，皆本于惠帝昏蒙，非得罪于民，故其亡也，与秦、隋异。”⑥
    我认为第二种看法比较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西晋统一后，统治阶级上层确曾出现过较为严重的腐败现象，部分门阀士族祖尚浮虚，清谈废务，诚然也给当时的社会风气带来较严重的消极影响。但仅此二点尚不足以导致西晋政权的崩溃，因为仅此是不会在极短的时期内使整个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达到白热化程度的。西晋诸矛盾的迅速激化，主要是“八王之乱”造成的。“八王之乱”由宫廷政变发展成为席卷中原的内战，使数十万人民被夺去生命，给北方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因此，就在八王混战最激烈的时刻，流民和农民起义席卷了长江流域，内迁各族人民的反晋烈火燃遍了大河上下。而朝廷由于禁军和长安、许昌、邺三大军事重镇兵力的消耗殆尽和最高政局极端动荡，大大地削弱了军事力量和应变能力，故一到永嘉年间，就再也无法遏止“胡羯”入主中原的狂涛，从而迅速崩溃。
    那么，造成“八王之乱”的元凶和祸根又是谁呢？我们认为门阀士族虽不足以制止这场战乱，但也决不是这场战乱的罪魁祸首。这场战乱的元凶是贾后，祸根却在晋武帝司马炎身上，可以说是他一系列决策失误和处置不当所造成。
    第一，由于司马氏的天下是靠武力和阴谋手段从曹氏手中夺过来的，因此，他在大封同姓诸王的同时，对别的军政大臣极不放心，生怕他们也来一个依样画葫芦。早在泰始四年，他就无端怀疑久镇淮南的大司马石苞有反叛之心，几致兴兵讨伐，后来虽然解除了误会，但仍然收回了石苞的兵权⑦。咸宁二年，他甚至对最亲信的贾充也不放心，夺其兵权⑧。平吴之后，他更忌大臣掌兵，想方设法去其兵权。太康三年，尚书张华以文学才识及平吴之功“名重一世”，有台辅之望，但他听信宠臣荀勖譛言，出华为都督幽州诸军事。华在镇甚有威惠，誉望益振，朝议欲征其人相。佞臣冯紞诬华有如钟会，譛曰：“陛下谋谟之臣，著大功于天下，海内莫不闻知，据方镇总戎马之任者，皆在陛下圣虑矣。”司马炎对此予以默认，不但张华不复任用，终武帝之世，仅“以列侯朝见”⑨，而且所有的门阀重臣几乎不再掌握兵权。
    第二，对门阀大臣不放心，就只好大封同姓诸王以加强皇室力量。但他的太子司马衷是一个白痴，因此，在他看来，这些同姓诸王同样是一个大威胁。他大概以为只要把这些宗王迁出京师就解除了对太子的威胁吧，于是便采取“移封就镇”的办法，使“诸王为都督者，各徙其国使相近。”这样作的结果，却使全国十大都督宗王就占了6个，且豫州（许昌）、冀州（邺）、雍凉（长安）、青徐（下邳）四个军事重镇始终掌握在宗王手中⑩。这些掌握着大量兵力的宗王，在司马炎生前虽然不敢轻举妄动，一旦司马炎死后，控制全局的权威不复存在，这些定时炸弹就会争相爆炸。
    第三，明知太子是个白痴，为何偏要不顾众臣的劝阻，为他娶残妒无比，权欲极强的贾南风为太子妃呢？他的目的无非是为了结援强族，并通过贾充笼络他那一帮死党，以作为将来太子登极后的依靠。他哪里想到第一个挑起这场大乱的竟是他亲自选定的贾南风。
    第四，为了牵制宗王和贾氏；他又极力培植皇后之父杨骏及其弟珧、济，史称“三杨”用事，“交通请谒，势倾内外……旧臣多被疏退。”但他对“三杨”也不放心，“复用王佑之谋，以太子母弟柬、玮、允分镇要害，又恐杨氏之逼，复以（王）佑为北中军侯，典禁兵。”（11）
    从以上可以看出，司马炎为了白痴儿子坐稳江山，在不断削弱门阀大臣军政实权的同时，又一手培植了宗王、太子妃党、后党三支力量，并使其互相牵制，以达到力量的平衡，便于控制。然而得到的结果却刚好相反，他的尸骨未寒，这三支力量便展开了殊死争斗。在这四支力量中最不受信任，又不断被削弱的是昔日掌握军政大权的门阀大臣。这样作的结果自然使其逐渐失去昔日那种对政治军事生活的浓厚兴趣和积极进取精神，转而从清谈、放诞、虚玄中去寻求精神寄托。如“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在灭吴战争中还曾以豫州刺史，建武将军率领6支大军中的一支，连下吴武昌、江夏、圻春、邾诸城，立功封侯。但在灭吴之后就变得毫无作为了。可见，门阀大臣中浮虚清谈之风的流行，与司马炎对他们态度的改变不无关系。它既是他们不断丧失军政实权后的一种寻求心理平衡的表现，也是他们有意无意所采取的一种自我保护措施。
    门阀大臣本身的这种状况和处境决定了他们根本不可能充当这场战乱的罪魁祸首，因为他们完全没有那种力量和条件。又由于他们的力量和实权虽然遭到了很大削弱，但其政治和社会地位以及刚确立的门阀特权却丝毫无损，因此，任何动荡和战乱对他们来说都意味着是一场灾难。既然他们已不太可能从中再获得什么好处，又何必用自己的既得利益和身家性命去冒那个险呢？故我们看到除了象王浚那样极少数人之外（12），绝大多数门阀都不是这场战乱的积极参加者。就连谄事贾谧的石崇、潘岳等所谓“二十四友”，也只是趋炎附势和寻求保护而已，并不是想野心勃勃地大干一场。至于卫瓘、张华、裴頠等人，他们不但事前曾为避免这场动乱作过努力，而且张、裴二人还在动乱发生后极力维护政局的稳定。史称“华遂尽忠匡辅，弥缝补阙，虽当暗主虐后之朝，而海内晏然，华之功也。”（13）大多数门阀大臣虽然不能象张华那样有较大作为，但也不至于助纣为虐。有些人为了保全身家，甚至不惜“苟媚取客”，但仍然难免受到株连。他们的面目与其说可憎，不如说可怜。如司徙王戎，始因受其女婿裴頠的株连而丢官，后又因劝说齐王冏“委权崇让”几乎招来杀身之祸（14）。大名士乐广亦因受其婿成者王颖的牵连，“竟以忧卒”（15）。就连鼎鼎大名的王衍，女为愍怀太子妃，太子被诬，他为了避祸，也只得“自表离婚”。“衍素轻赵王伦之为人，及伦篡位，衍阳狂斫婢自免”（16）。可见，就连他自身的安全也没有可靠的保障。后虽为东海王越谋主，以东海王的专横拨扈和擅杀大臣，再加上当时洛阳危在旦夕的严重形势，他敢有所作为，能有所作为么！故上文所引他临死时的哀叹，其实只不过是一种自我解嘲而已。桓温竟以此人为乱晋的罪魁，实为天大误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