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初，噶厦超过中央政府主管西藏地区事务的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派遣财政部长孜本·夏格巴（Tsepon Shakapa）（注：孜本·夏格巴：噶厦政府主管全藏财政、人事、俗官训练的要员，1948年任“西藏商务代表团”团长，去美、英等国活动，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藏。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以后，他一直住在印度纽伦堡，大搞“西藏独立”的分裂祖国活动。）率领一支所谓的“商务代表团”访问美国。这实际是一次以非官方的方式寻求美国支持“西藏独立”的阴谋活动。尽管中国政府再三阻挠，西藏“商务代表团”还是得到了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支持，由美国驻香港领事馆签发了赴美许可证（注：祝启源、喜饶尼玛：《中华民国时期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页。）。夏格巴“商务代表团”此行美国试图达到三个目的：其一，以转交达赖喇嘛的信和礼物为由，试图谒见杜鲁门总统（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8年，第7卷，“弗里曼备忘录”（1948年8月2日），第770页。），并建立与美国高层领导人的直接联系， 以求得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实现西藏独立；其二，与美国建立贸易关系，并从美国获得金融通货以支持西藏的货币，以图建立西藏自己独立的货币制度和经济体系（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8年，第7卷， “国务卿致夏格巴电”（1948年8月7日），第779～780页。）；其三，在美国秘密采购新式武器，以准备独立时使用（注：“国民党拉萨情报”（1947年10月24日），《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三联出版社1963年版，第359页。）。中国政府识破了噶厦阴谋，于7月12日向美国驻华使馆提出书面声明和质询（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8年，第7卷， “斯普劳斯备忘录”（1948年7月12日）、“中国大使致国务卿电”（1948年7月15日），第759～762页。）。在中国外交的压力下，美国国务院中国科电告中国大使馆，“美国坚持承认中国在西藏的宗主权的一贯立场，美国政府亦无意变更其对西藏立场之意”。美国远东司司长向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解释有关签发“商务代表团”赴美执照时说到：“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并未在西藏旅行文件上签字，而只是发给了一张入境许可证。这种许可证通常发给未能提出有效护照或护照未经美国政府承认之国家的申请人，它并无任何特殊意义。”（注：祝启源、喜饶尼玛：《中华民国时期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页。）为了解除中国政府的疑虑，美国把西藏代表团作为美国商业部的“客人”来接待，而不是作为国务院的“客人”来接待（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8年，第7卷，“国务卿谈话备忘录”（1948年8月4日），第775～776页；“弗里曼谈话备忘录”（1948年8月31日），第782～783页。）。然而事实上，美国却安排西藏代表团先后与国务卿马歇尔、副国务卿本宁霍夫的秘密会见。当夏格巴向马歇尔提出购金5 万盎司时，马歇尔竟然不顾美国只向主权国家售金的规定，批准了此项交易。副国务卿则要求西藏取消限制美国人对西藏访问事宜，他还希望美国能在拉萨设立领事馆（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8年，第7卷， “国务卿谈话备忘录”（1948年8月4日），第775～776页。）。可见，美国政府一面声称其坚持传统政策，一面却在干着损害中国主权的勾当。
    1948年底，美国国务院派一名资深的外交家、苏联东欧问题专家、老谋深算的洛伊·亨德森（Loy Herderson）就任美国驻印度新大使。这反映了在冷战形势下美国对南亚以及中国西藏地区战略地位的重视。1949年1月5日，亨德森暗示西藏噶厦政府，美国仍然重视与西藏的关系，“因为美国至今的政策仍然是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因此，目前西藏与美国关系的发展必然通过间接的手段”（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9年，第9卷，“斯普劳斯备忘录”（1949年4月12日），第1065页。）。这种“间接的手段”，实际是指通过美国驻印度大使馆来发展美国与西藏的关系。事实上，美国驻印度使馆一直是西藏噶厦寻求美国帮助实施“西藏独立”活动的秘密联络站。与此同时，亨德森向国务院再次提出了重新修正美国对西藏政策的新建议。他在赞同先前梅里尔意见的基础上，强调“不管中国共产党能否夺取中国，根据亚洲形势的发展，美国都应该考虑利用达赖喇嘛的佛教主义的影响向尼泊尔、锡兰、不丹和蒙古扩展，以建立一个反对共产主义在亚洲进一步蚕食的联合阵线”。他认为“从中国国共两党斗争的趋势来看，国民党不太可能再有条件在西藏进一步行使主权”，因此“美国支持‘西藏独立’，比让西藏进一步沦为共产党中国的一部分，更符合美国的利益”，特别在目前“西藏正处在急于扩大对外贸易和发展对外关系的情况下，只要美国承认‘西藏独立’，就会使西藏靠近西方”（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9年，第9卷，“斯普劳斯备忘录”（1949年4月12日），第1065～1066页。）。7月初，亨德森还呼吁国务院应立即派出外交使团， 在可能的条件下常驻拉萨，以便进一步观察西藏的形势，发展“美国与西藏的友谊”（注： 《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9年，第9卷，“亨德森致国务卿电”（1949年7月2日），第1076～1077页。）。亨德森的建议立刻得到了美国驻苏使馆和驻华使馆官员们的呼应（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9年， 第9卷，“科勒致国务卿电”（1949年6月4日）、“斯徒雷登致国务卿电”（1949年7月8日），第1075～1076页，第1078页。）。但是国务院没有急于采纳亨德森等人的建议， 却对美国远东司官员路丝·培根（Ruth Bacan）提出的建议倍加重视。培根认为从美国亚洲战略的长远目标考虑，必须深思熟虑以下问题：其一，美国对西藏的政策不仅涉及美藏关系问题，而且还涉及美国与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关系问题。过去美国奉行尊重中国领土完整的政策，并帮助中国在二战后成为一个大国，如果现在承认西藏独立，很可能破坏美国在中国的形象，进而影响美国今后利用中国东北和新疆问题鼓动中国反对苏联的斗争；其二，由于西藏地理位置偏僻，政府和社会极端落后以及与外界联系有限，使西藏发挥作用十分困难，只有在美国采取大量的经济和军事援助的情况下，西藏才能靠近西方，发挥作用，而美国采取这些“意义深远”的援助只能取道于印度，如果印度不愿意与美国合作，那么美国与西藏关系的发展将是十分艰难的。由此，她认为，美国对西藏政策的最佳选择是：第一，由于西藏在战略上和意识形态上发挥作用十分有限，目前美国仅可以把西藏作为朋友相待，美国发展与西藏友好关系的程度暂时界定为努力使西藏靠近西方而不是投靠东方；第二，美国要避免陷入中国对西藏的复杂的“宗主权”的争论之中，继续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宗主权，同时等待中国形势的发展明了后再作选择；第三，美国一定要避免共产党接管西藏，为此美国要向西藏提供充分的援助。美国还要考虑西藏独立，从中国分离是否有一个可行的、合法的、永久的根据（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9年，第9卷，“斯普劳斯备忘录”（1949年4月12日），第1066～1071页。）。美国国务院最终采纳了培根的建议，7月28日， 艾奇逊致电亨德森，表示暂不接受他的建议，但决定寻求时机，以私人旅行或科学探险为名向西藏派出外交人员，以观察那里的政治形势变化（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9年，第9卷， “国务卿致亨德森电”（1949年7月28日），第1078～1079页。）。 值得注意的是：国务院虽然未采纳亨德森提出的立即承认“西藏独立”的建议，但却接受了培根关于“避免共产党接管西藏”、“向西藏提供充分援助”，并考虑“西藏独立”的可行、合理、永久的根据。它表明美国的西藏政策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即时刻准备中国的永久分裂而承认西藏“从中国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