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1949年10～12月，中国国内形势的发展打破了美国的“等待”与“观望”。国民党蒋介石政权败退台湾，共产党建立了新中国，人民解放军挺进甘肃和青海，并兵临西藏地区边界，美国的西藏政策面临新的抉择。当时，西藏噶厦政府十分恐慌，担心解放军解放西藏，而使其“西藏独立”阴谋归于破产。11月2日， 它以所谓“独立国家政府”的姿态致函毛泽东，要求保证“没有任何中国军队跨过西藏边界”，并称“被兼并为中国领土的部分‘西藏领土’应在中国内战后通过谈判回归西藏”（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9年，第9卷，“多诺万致国务卿电”（1949年11月21日），第1081页。）。两天后，噶厦又向美国、英国和印度政府发出求援呼吁，请求三国援助西藏抵抗人民解放军入藏。与此同时，又分别致函杜鲁门和艾奇逊，请求美国向联合国转达并帮助西藏实现加入联合国的申请，同时希望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并即刻派出使团赴美洽谈（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49年，第9卷， “多诺万致国务卿电”（1949年11月21日）、（1949年11月22日）、（1949年11月23日），“亨德森致国务卿电”（1949年12月2日），第1081～1088页。）。此刻美国曾考虑对西藏提供军事援助，阻止解放军解放西藏。可是面对中国急剧变化的局势，美国驻印使馆的外交官们都认为“已为时过晚，现在用什么武器对西藏来说都无济于事了”。而对于承认西藏独立问题，他们考虑到败退台湾的蒋介石政权虽然支持西藏的反共势力，但是并未改变以往的西藏政策，这时美国承认“西藏独立”，对“国民政府”来说是“不适当的”，对于共产党来说是带有“刺激性”的，因为这可能会促使解放军立刻占领西藏。至于西藏加入联合国问题，美国认为“在当时来看是不现实的，因为苏联和中国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安理会都有投票权”（注：FO.37/76314《英国外交部档案》，“驻印自治领行政长官致联邦关系局电”（1949年11月8日）。）。 而噶厦欲派代表团来美洽谈问题，美国国务卿认为这一行动不妥，1950年1月12日，艾奇逊电告亨德森劝阻西藏代表团“不要来美国”，因为这一行动“可能会激怒中国共产党采取反对西藏的行动”（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0年，第6卷，“艾奇逊致亨德森电”（1950年1月20日），第275～276页。）。最好的办法是美国隐居幕后，争取英国和印度援助西藏，如果噶厦想与美国政府联系，最好是通过美国驻印度大使馆，而不是通过华盛顿（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0年，第6卷，“艾奇逊致亨德森电”（1950年1月20日），第275～276页。）。艾奇逊所以这么做主要是考虑美国援助西藏必须取道印度，如果印度、英国不配合美国，美国的援助行动必将寸步难行。最终，在5月美国与印度达成一项协议：美国将大批援藏步枪、机关枪、手提机枪、手榴弹及弹药等作战物资在印度加尔哥达卸下，然后经由大吉岭运往西藏（注：《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新华社引电通社新德里5月11日电”，三联出版社1963年版，第378～379页。）。
    与此同时，美国还积极支持噶厦把西藏问题提交联合国。1950年11月8日，噶厦以西藏噶伦和西藏所谓“国民议会”的名义， 向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发出所谓“呼吁书”，企图把西藏问题国际化，依靠联合国阻止新中国对西藏的解放（注：廖祖桂：《西藏的和平解放》，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页。）。11月15日，美国指使拉美小国萨尔瓦多代表团团长赫克托·戴维·卡斯托罗（Hector David Castrol）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中国“入侵西藏”问题，要求联大成立一个委员会，研究解决西藏问题“可以采取的适当步骤”（注： Qiang Zhai,‘ The Gragon,The Lion & the Eagle.’，Chinese、Brithes、American Relations,（1949～1958），Kent Ohio 1994,pp.60～61.）。美国还试图推动印度和英国支持萨尔瓦多的提议，但是未果。因为印度不愿因西藏问题惹怒中国，而使印藏边界成为第二个“朝鲜半岛”，导致印度卷入“联合国出兵西藏”的战争；而英国更关心保住英国在香港的利益，也不愿意因为西藏问题惹怒中国，而使中国武力收回香港。最后，印度强调：“西藏问题仍存在和平解决的机会，联合国可以对此做工作。”（注：Qiang Zhai,‘The Gragon,The Lion & the Eagle.’，Chinese、
    Brithes、American Relations,（1949～1958） ,KentOhio 1994,pp.60～61.）由于印度是卷入西藏最多的国家，它的建议很有影响，在印度代表表态后，美国代表欧内斯特。A.格劳斯（Frnest A.Cross ）也被迫投票赞成印度代表的提议（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0年，第6卷，“杰布致外交部”（1950年11月24日），第583页。）。11月24日，联大总务委员会决定无限期延缓讨论这一问题。
    在西藏的“呼吁书”被搁置以后，以摄政达扎为首的噶厦分裂势力见大势已去，便于12月19日挟持达赖喇嘛逃往亚东。1951年1月2日，达赖喇嘛在亚东召开正在印度的西藏代表团和商务代办机构的官员参加的联席会议，听取汇报（注：1950年11月17日，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举行亲政典礼，从此开始亲理朝政。）。会上夏格巴转达了美国驻印大使亨德森的建议，西藏只能通过和平途径与新中国谈判，如果通过战争的办法，西藏现有的内部权力必将丧失（注：廖祖桂：《西藏的和平解放》，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48页。）。最终，噶厦不得不采纳美国的建议与中央政府进行和平谈判，接受中央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 5月23日，西藏地方政府和中央人民政府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即“17条协议”。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美国政府便撕掉一切伪装，直接插手西藏事务，参与策划了一系列反华、反共、直至安排达赖喇嘛出逃等阴谋活动，5月24日，美国驻印使馆代办斯蒂尔（Steere ）秘密接见了急于寻求美国帮助的夏格巴等人。夏格巴告诉斯蒂尔：达赖喇嘛和一些藏人反对“17条协议”，如果中央政府在西藏边境驻军，达赖喇嘛就会立即离开西藏。为了探明美国的态度并争取得到美国的帮助，以确立下一步实施“西藏独立”的行动计划，夏格巴向斯蒂尔提出有关西藏加入联合国、达赖避难美国等六个问题。美国国务院一方面授意亨德森在5月27 日逐一回答了夏格巴的问题，另一方面向驻印使馆作了明确的部署：其一，积极支持并推动西藏分裂势力反对“17条协议”，劝告达赖喇嘛离开西藏，并帮助达赖喇嘛及其随员100人去印度（或泰国、锡兰）避难， 如果在这些地方安全受到威胁，可接受这些人来美国避难（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1年，第7卷，“国务卿致驻印使馆电”（1951年6月20日），第1712页；“肯尼迪致麦吉电”（1951年7月11日），第1746～1747页；“霍姆斯致国务卿电”（1951年8月14日），第1786页。）；其二，如果达赖离开西藏，美国将给予他永久的宗教领袖和西藏自治国领导人的高位（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1年，第7卷， “斯蒂尔致国务卿电”（1951年6月22日），第1713页。）；其三， 对西藏抵抗力量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并推动英国和印度参加这一行动（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1年，第7卷，“国务卿致驻印度使馆电”（1951年6月22日），第1715页。）；其四，美国对西藏保证实施上述行动计划的条件是达赖喇嘛必须离开西藏，并且公开反对和平解放西藏的“17条协议”（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1年，第7卷， “斯蒂尔致国务卿电”（1951年7月11日），第1744～1745页；“帕金斯谈话备忘录”（1951年7月2日），第1728页。）；其五，支持西藏向联合国提出呼吁，特别是影响英国、印度、巴基斯坦、法国等国关注这一呼吁，以创造一种政治气氛推动联合国对西藏提案作出新的决议（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51年，第7卷，“国务卿电告驻印使馆人员”（1951年6月2日）、（1951年6月22日）、（1951年7月3日），第1694～1695页，第 1714～1715页，第1729页。）。
    在得到美国的“指点”与支持后，夏格巴等西藏分裂势力便开始了新的反华、反共，旨在制造“西藏独立”的阴谋活动。从1951年夏季开始，达赖喇嘛的两个哥哥土登诺布、嘉乐顿珠频繁往返于西藏、噶伦堡和美国之间，成为阴谋制造“西藏独立”一系列活动的秘密联络人。11月，反革命组织“伪人民议会”起草一份“请愿书”，公开反对和平解放西藏的“17条协议”，要求撤走解放军。1952年3月， 伪人民议会在拉萨制造骚乱，实行粮食封锁，企图“饿走”解放军，同时，煽动2000多名反动分子包围中央代表的住所和中央西藏工委办事处、人民银行等处。正是在美国的幕后支持和操纵下，西藏分裂势力气焰嚣张，开始明目张胆地反对“17条协议”，并秘密策划制造西藏骚乱，蓄谋乘机挟持达赖喇嘛外逃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当然，这些罪恶企图最终仍以失败告终。
    由此可见，从1942年到1951年美国西藏政策的变化，经历了其干涉西藏的企图日趋强化的过程。此中，战后美苏对抗局面的形成、美国冷战战略的确立和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影响美国政策变化的重要因素。既然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是以遏制共产主义为宗旨，那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其遏制和敌视新中国的总政策也必然支配它对西藏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