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西方依赖东方的商品，而且人们只知道地中海东端有一条通向东方的道路，而阿拉伯和拜占庭所处的位置恰恰扼制了交通的咽喉。难怪许多人都把西欧的衰落归罪于阿拉伯人的封锁和对西方商路的独占。但实际上，无论是拜占庭还是阿拉伯，并没有也不愿意完全关闭通向西方的商路。因为，他们作为以从事转运商业为主的国家，如果失去西方市场，所谓的封锁便没有意义。封锁的意义只是在于把东、西方商业的控制权从西方人那里争夺到自己手中，使西方成为纯粹被动的接受者，从而获得垄断的利益。因而，他们极力寻找进入西欧市场的机会。但是，鉴于双方体制的不同，以及宗教和政治上的对立，无法进行正常的直接的商业交往。这样，他们迫切需要能够与西欧沟通的居间人。
    因此，一方面，西欧需要一种补充性的商业交换，而这种商业又不会触动庄园制的存在基础。另一方面，拜占庭和阿拉伯商业发达的地区又需要把自己垄断的东方贵重物品输入西欧市场。在这两种要求的合力作用下，本来条件并不优越的边缘人反而有了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他们所具有的模糊性和边缘性的特点正好适合双方的要求。他们的这种特性使他们能够摆脱外部的控制，而且使他们无论到任何地方均具有合理的身份。威尼斯等城市“模糊的政治体制使他们可以作为朋友而不是作为外国人到达所有的边界地区”（注：肯特·诺曼·F和沃斯曼·马切尔：《400-1450年的中世纪社会》，托马斯·Y·克伦威尔出版公司，1972年版（Canter·Nonman F.and Werthman.Machaels:Medieval Society 400-1450,Thomas Y.crowell co.1972）第30页。）。他们在拜占庭受欢迎，被当地政府许以各种各样的商业特权；他们在叙利亚和埃及等地也受到欢迎，被看作有利的商业伙伴；他们在西欧也同样受到欢迎，因为他们从东方转运来的奇异物品，满足了庄园主和一些上层人士的需求。因此，“当东方和西方交换他们的物品时，同样均用得着威尼斯商人”（注：萨姆哈伯·厄内斯特：《商人创造历史》，迪出版社，1964年版（Samhaber Ernst:Merchant Make History,Day,1964）第100-101页。）。同样，犹太人既身处西欧社会之内又在西欧社会之外的双重特征，使得他们能够集外部转运商和内陆商人于一身。一方面，由于犹太人来自东方，与东方一直保持着密切关系，另一方面，他们散居欧洲各处，可以把东方的物品直接带到西欧大陆。同时，“由于他们在任何国家都没有公民权，因而逃脱了任何国家为外国人的移动所设定的限制”（注：肯特·诺曼·F和沃斯曼·马切尔：《400-1450年的中世纪社会》，托马斯·Y·克伦威尔出版公司，1972年版（Canter·Nonman F.and Werthman.Machaels:Medieval Society 400-1450,Thomas Y.crowell co.1972）第29页。）。
    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商业活动并不会与西欧庄园制赖以存在的土地发生关系，同时，由于他们主要从事补充性的商品交易，也不会触动庄园制的存在基础。因为，“他们在经济上的作用只能是补充性的，如果他们消失，社会也不会失去任何实质性的东西”（注：亨利·皮雷纳：《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哈尔克特·布里斯出版公司，1937年版（Henri Prienne:Economic and Sociel History of Medieval Europe,Harcourt,Brace and company,1937）第11页。）。在西欧没有商人阶层也不能有职业商人阶层的情况下，这些边缘商人的存在是合情而又合理的，他们作为西欧职业商人的替代物而出现，同时又避免了西欧商人出现将产生的种种不利后果。
    三、边缘商人的作用
    在西欧人的眼里，这些边缘商人虽然是可有可无的存在，但实际上，这些边缘商人对当时的西欧产生着重要影响。
    首先，他们在西欧自主地封闭，同时又与阿拉伯、拜占庭等发达地区在政治和宗教上处于对立的情况下，对西欧必需品和奢侈品的需求，提供着有力的补充。在《剑桥欧洲经济史》中提供了一道中古时期上层食用的小鸭、小兔肉烤饼食谱。如果说食谱中的小鸭、小兔西欧本身能够饲养，但所用的配料肉桂、丁香、豆蔻和香草绝不是本地的产物，它们都来自遥远的东方。除此之外，西欧上层所需要的奢侈品很多，如地中海流域的酒、教堂照明的蜡烛，北非洲的珊瑚制品，黑檀香、象牙、黄金及叙利亚出产的棉纱、布等。能够满足这些需求的，正是这些边缘商人。因此，在封闭的庄园体制下，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景象：“在盛大的基督教节日，当四周的农民涌入城市，贵族组织骑士时，这些外方的商人‘来自东方的商人’便出现在那里展示大量的商品。在教堂的广场上，在主教宫殿外部的入口处，在有势力的城堡的保护下，他们拚凑起简单的摊子，但上面堆着那里的人们作梦也见不到的花花绿绿的东西。”（注：肯特·诺曼·F和沃斯曼·马切尔：《400-1450年的中世纪社会》，托马斯·Y·克伦威尔出版公司，1972年版（Canter·Nonman F.and Werthman.Machaels:Medieval Society 400-1450,Thomas Y.crowell co.1972）第40页。）威尼斯商人更是利用其独特的地位及地理优势，成为西欧吸引外来商品的窗口。“威尼斯人提供了一个港口，在这里，西欧同拜占庭和穆斯林商业世界进行接触”。（注：雷诺德·罗伯特·莱奥纳德：《欧洲的兴起：600-700年向世界性工业社会的过渡》，威斯考森大学出版社，1961年版（Reyold Robert Leonard:Europe Emerges:Transition Towards An Industrial World-wide Society 600-700,The univ of wilsconsin Press,1961）第179页。）威尼斯向西欧输出的商品，是西欧所需要的、从东方转运而来的香料、蚕丝、棉花等等。正是赖于这些边缘商人的存在，使得西欧在封闭体制下，可以有节制地吸收所需的外来商品，补充着庄园的经济，使得庄园能够平稳运行。
    其次，这些边缘商人的活动，使西欧在最封闭的时期，也维系着对外联络的通道，没有完全孤立于世界大环境之外。由于这一联系通道的存在以及边缘商人经营方式的昭示，为西欧本土初期商人阶层的兴起，提供了前提。虽然边缘商人所维系的商品交换并不是大规模生产驱使下的商品交换，而是纯粹由需求和消费所刺激的，带有一定的原始性和落后性，而且它往往被淹没在自然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但是，从需求而引发的商品交换，确确实实构成日后西欧自身商业力量兴起的最初的基础。
    九世纪初，由于西欧人口不断增加，原有的庄园土地已不能容纳所有的人，于是在西欧庄园内部出现了失去土地的“多余的人”。他们大都走上了经营商业的道路，成为流浪商人，构成为西欧初期的商业力量。他们经营商业，无论是在经营渠道还是在经营方式上，都明显地是步边缘商人的后尘。他们经营商业，同样是以转运贸易为主。“中古商业是从国际贸易开始的”（注：亨利·皮雷纳：《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哈尔克特·布里斯出版公司，1937年版（Henri Prienne:Economic and Sociel History of Medieval Europe,Harcourt,Brace and company,1937）第123页。），这里的国际贸易便是指西欧与阿拉伯和拜占庭等东方地区的贸易。当时，西欧无论哪个地区，都没有足够的能够让商人经营获利的物品，能够吸引上层购买的奢侈品和稀有物品，并不产于西欧，而是来自外部。因此，只有超越气候、地理和种族的限制，才能提供西欧所需求、所渴望的物品。这些流浪商人往来穿梭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之间，在他们往来奔波的身影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犹太人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