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边缘商人还在商业和行政组织上为日后西欧商业城市的复兴提供了样板。在这方面，拥有独立地盘和独特行政体制的威尼斯表现得尤其明显。由于威尼斯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特性，使它没有陷入西欧大陆的模式之中，而是一直循着拜占庭等发达地区的轨迹发展。它借鉴拜占庭等高度的文明、熟练的技术，经商的才智和行政组织，结合自身的情况，奠定了西欧商业城市的雏型。在这里，商业是生存的基础，土地并不代表财富，贵族本身也只是一个称号。大家相对平等，贵族和平民之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限制和界限。在政体上，威尼斯采取了有利于商业发展的共和国的形式，由参议院决定一切大事。同时，所实行的政策和模式随时因商业的需要而变更。在西欧以等级制和封建制来区分各种阶层时，威尼斯商业共和国的形式独树一帜。当威尼斯由地中海商业圈向北拓展时，这种先进的商业制度随同商品一起影响了欧陆。当西欧流浪商人结束行商生涯而入住城市时，开始以自己的力量把旧有城堡式城市改造成商业为主的城市，开始争取城市本身地域的自由和城镇人的自由，要求城市成为受商业法保护的独立地域，开始组织行会进行自主的管理，并自选市长组织内阁。在意识形态上，开始把钱财作为价值的核心，把自由与平等作为生存之本，从而走上与庄园制相反却与威尼斯相同的发展道路。同时，正因为威尼斯拥有这种制度上的优势，在影响西欧商业复兴的同时，最终伴随着西欧商业的复兴，摆脱了边缘商人的地位，而获得更大的发展，成为西欧重要的商业基地。相反，犹太商人由于缺乏这种制度上的优势，因而，随着西欧本土商人的兴起，而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走向衰落。虽然最终威尼斯商人和犹太商人一盛一衰，出现不同的结果。但是，在西欧庄园制的封闭体制下，他们作为边缘商人所起的作用却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