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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占庭商业活动的繁荣不仅推动了它本身的经济文化发展和物质进步，而且促进了整个地中海乃至整个欧洲范围内的商业复兴。在这一商业复兴中，首当其冲的是意大利航海城市（自查士丁尼西征后至11世纪中期以后诺曼人在南意大利立足，这些城市多数处于拜占庭皇权的保护下）和北欧海盗〔10〕，前者的活动刺激了地中海沿岸城市和港口的繁荣，后者的活动则分两个地域进行：一方面，是挪威人和丹麦人在斯堪的纳维亚的大西洋沿岸从事的海盗活动，他们劫掠和进攻的最远处，是地中海上的西西里岛，在这里，他们与威尼斯人、拜占庭人进行了长期、艰苦的争夺东地中海及亚得里亚海域贸易权的斗争，沟通了东、西地中海世界；另一方面，是瑞典从波罗的海沿岸深入东斯拉夫人生活区域的活动，古罗斯著名编年史《往年记事》中称之为“罗斯人”，他们沿着古典时期希腊与黑海北岸至波罗的海通商的“大水路”进入君士坦丁堡经商，沟通了南北欧的商业活动。在俄罗斯及北海的哥特兰岛发掘出来的为数众多的拜占庭和阿拉伯货币说明了北海、波罗的海、俄罗斯与黑海、里海地区拜占庭、阿拉伯人商业的必然联系〔11〕。毫无疑问，这些北欧商人的活动，特别是瑞典人在东斯拉夫草原和黑海一带的活动，促进了东斯拉夫人经济的繁荣和文明的产生。 如果说， 西欧世界在10-11世纪期间确实“感受到了”来自“边界上两个巨大的商业运动的压力”〔12〕，即来自西地中海和亚得里亚海、北海和波罗的海这两大海域的商业活动的“压力”的话，那么，拜占庭则对这两个巨大压力的形成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