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海军战略的转变也影响了英国对中日战争的态度。英国逐渐趋向于走“中间路线”，即在有限援华的同时不刺激日本。“七·七事变”后，英国一直拒绝对华援助，一则担心中国很快崩溃；二则唯恐激怒日本损害英日之间的关系。中日战争进入相持状态后，英国对中国战场的作用予以重新估计，认为中日之间的对峙将有利于英国在远东的利益。而且，英国此时正在考虑改变海军的战略次序，更希望中国战场能拖住日本。因此，英国开始和美国一起援助中国。1938年12月，美国给予中国一笔2500万美元贷款后，英国随后同意给予中国50万英镑（约250万美元）的援助，1939年3月，日本占领海南后，英国又马上提供500万英镑（约合2300万美元）的资金专门用于稳定中国的货币〔8〕。 当然这些援助是极其有限的，由于英国远东军事地位的虚弱以及欧洲局势的牵制，使它极力避免与日本发生冲突。当1939年6 月天津危机爆发后，英国虽然意识到在天津的屈服将使英国不仅失去华北，还将失去整个中国，然而，英国并没有采取相应的手段，内阁在讨论外交部、贸易委员会和参谋长委员会提出的就天津事件的备忘录时，首先考虑的是参谋长委员会的报告。参谋长委员会坚决反对任何制裁措施，认为这将导致日本的报复。在欧洲局势危急的情况下介入远东是“极不愉快的”；而且，即使准备派舰队去远东，由于本土水域和地中海的安全需要，英国只能派两艘主力舰去远东，这不能阻止日本的进攻；假如海军从地中海脱身，那么，英国将能够向远东派七艘主力舰。只是，这样一支舰队也“仅能防止英国遭受重大的灾难，不可能直接限制日本在中国的行动……并且，还要考虑派舰队去远东在欧洲所产生的影响”〔9〕。 因此参谋长委员会认为“在没有美国积极合作的情况下，从军事观点看，并注意到当前的国际局势，不应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同日本人发生冲突的行动”〔10〕。参谋长委员会的观点为内阁所接受。天津事件终以英国作出让步，签署《有田--克莱琪协定》而告结束。
    二
    1940年6月，法国战败，意大利也已参战。英国孤悬海外， 本土受到德国入侵的危险，英已变得要为自己的生存而战。此时，它的大战略也相应地作了调整。
    英国不能不进一步明确地把欧洲放在压倒一切的首位。在保卫本土的同时，英国把地中海地区作为下一步的“第一战场”--争取首先击败意大利，保住希腊、土耳其等国，并以此作为日后进攻德国的基地。在1941年初的英美参谋长会议上，英国对欧洲和远东的关系讲得极为清楚，“欧洲战区是生死攸关的战区，这是首先必须作决定的地方。因此，总政策应是首先打败德国和意大利，然后对付日本。远东地区的安全，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安全，对于英联邦的巩固及其战争能力的支持，都是必不可少的”〔11〕。
    英国的海军战略失去了两个重要的支撑点：法国海军的援助和意大利海军的中立。在英国海军的战略设想中，法国是最可靠的盟友，英国一直期望在未来的海战中能得到法国海军的援助。而今，法国海军不但未成盟友，反而可能成为敌手。英国也一直指望意大利能保持中立，这是英国海军能否派大舰队去远东的一个重要前提，但意大利已是明确的敌人。这意味着英国海军需独自承担大西洋和地中海作战的任务。严峻的形势迫使英国海军放弃了派遣大舰队去远东的最后一点希望，而只能寄希望于击败德、意之后再作安排。英国海军的远东战略转向保住它在远东的海军基地--新加坡。在英国看来，新加坡“是维护帝国利益的关键”、“是盟国重新进入远东的一张牌”〔12〕。
    英国所面临的危机及海军战略的变化使英国的远东政策在三个方面产生了相应的改变。
    首先，在远东的军事政策方面，英国对新加坡等基地的防务作了调整。第一，把防御范围扩大到整个马来亚，从决定建造新加坡基地之日起，英国就考虑到日本有可能通过马来亚从背面进攻新加坡；基于海军舰队能迅速到达新加坡基地，这种可能性被排除了，因为时间不允许日本那样做，日本只能通过海上来突袭新加坡。因此，20年代至30年代中期，新加坡基地的防御重点放在靠海的一面。现在由于调整了战略，海军大舰队不能迅速到达，日本通过马来亚进攻新加坡又重新成为可能。1940年7月，参谋长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新的远东事务报告。报告认为， 日本可能通过马来亚进攻新加坡。参谋长委员会建议防卫新加坡应从防卫整个马来亚来考虑。第二，防务力量结构的调整。海军战略变化前，新加坡基地的防务力量主要是岸基炮兵，以对付来自海上的进攻。海军战略变化之后，防务需扩展到整个马来亚，陆军和空军的作用开始被强调。1940年7月，参谋长委员会要求派336架飞机去新加坡。1940年7 月，英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在新加坡召开防务会议，飞机数量的要求又增至582架。总之， 英国军方已开始设想用空军来取代海军作为远东防御的主力。第三，协调英帝国内部和荷兰在远东的防御。英国要求澳、新的海军力量能迅速增援英国的亚洲舰队。陆军力量的加强主要由印度和澳大利亚承担。1941年4月，在澳大利亚、英国、 荷兰三方面会议上又商讨了共同使用军事力量的问题。英国海军的远东战略现在只剩下防守新加坡这一不大任务了。
    其次，在调整新加坡基地防务的同时争取美国海军派大舰队到新加坡威慑日本。1939年海军战略变化之后，英国希望由美国担负防卫远东的主要责任，英国予以协助。1940年法国战败后，英国要求把远东的海军任务全部交由美国承担。1940年8月， 英美海军参谋人员在伦敦举行会谈，英国的指导原则十分明确：“美国能替代英国在远东的力量，在防卫本国利益的同时，也保护英国利益的安全即美国负责太平洋，英国负责大西洋，根据这一原则，新加坡即将成为美国所控制地区的一部分”〔13〕。1940年9月，日本占领印度支那北部， 丘吉尔马上致电罗斯福询问美国是否愿意派一支世界上最强最好的舰队访问新加坡。1941年2月，英美在华盛顿就广泛的世界性防务问题举行参谋会谈。涉及远东海军合作问题时，英国极力强调新加坡的重要性和美国所能起到的作用，“新加坡的沦陷意味着英联邦的解体，并削弱我们的战斗力”〔14〕。英国所承担的义务“不仅出于战略上的考虑，还由于政治、经济和情感上的原因”，因此，英国决心守住新加坡。要做到这一点，最好的解决方法是驻扎一支包括主力舰的海军力量。由于英国海军不能从大西洋和地中海撤出来，远东的海军力量又十分虚弱，希望得到美国的援助，“美国的介入将改变整个局面，不仅解除日本对自治领的威胁，而且日本即使占领新加坡，也不可能借此进一步向西推进”〔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