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发表“终战诏敕”， 宣布无条件投降。18日，根据盟军发布的一号受降令，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任命国军第二方面军司令张发奎为接收广州、海南和香港的受降官。由其所辖新一军和十三军执行香港受降事宜。同一天，英国首相艾德礼电告美国总统杜鲁门，“一支英国海军正启程开往香港”去“恢复香港的行政机关”（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第2卷， 1945 年， 美国政府印刷局1955年版，第504页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vol.Ⅱ。1945.P504（下同）。）由此引起了战后中英对香港的受降之争。冲突甫起蒋介石态度强硬：香港属于中国战区，根据盟军一号命令由战区最高统帅派兵受降合理合法，更重要的是此前美国态度明朗，支持中国收复香港。但他万万没有想到，杜鲁门政府在这场争执中一改美国对香港政策的初衷，明确表示支持英国恢复在香港的行政权。蒋介石最终不得不忍气吞声下令撤回受降部队，战后乘胜收复香港的良机就此痛失。时隔半个多世纪，在香港正式回归祖国一周年之际，分析美国战后在香港问题上的政策变化仍然不无现实意义。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现代国际政治格局形成的转折点。其突出的变化是英法老牌帝国主义势力的衰落，美国战后迅速崛起为资本主义世界头号强国。实际上，英美国际地位的交替更迭早在大战期间即已开始。
    当1942年2月23日，美英缔结租借总协定之际， 美国国务卿赫尔即坚持要英国在协定中承诺战后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该协定第7 条的第二部分明确规定，两国“还要消除在国际贸易中各种形式的歧视性待遇，并缩小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注：威廉·哈代·麦克尼尔著：《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和冲突1941-1946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219页。）尽管英国首相丘吉尔不愿放弃英帝国的特惠制，但为了顺利获得战时亟需的租借物资，英国政府还是接受了协定的这项条款。美国则乘机初步奠定了自己战后世界战略目标的经济基础。此外，罗斯福总统也多次表示希望战后对一切殖民地国家和落后地区实行国际托管，以取代战前老牌帝国主义对上述地区的控制。为了全面实现美国的战后世界战略目标，赫尔还主张成立一个普遍性的世界组织以奠定其政治基础。罗斯福政府拟订的战后世界战略，实际上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威尔逊政府理想主义外交的继续。它以自由贸易为基础，力图通过建立世界性组织废除战前的区域经济圈和既存的殖民势力范围，确立美国主导下的国际政治经济新格局。要实现这项战略，就必须打破英国在远东的既得殖民势力范围。太平洋战争虽然摧毁了英国的远东殖民体系，但英国作为盟国的主要成员，战后迟早要收复其远东势力范围。为此，罗斯福政府刻意加强中国的政治地位，以便战后牵制英国。支持中国战后收复香港，正是美国为实施其战后战略所采取的一项具体策略。
    1942年1月1日，在美国提议下，中国根据“在自己国内积极从事作战的国家”应当有别于其他国家的原则（注：罗伯特·E·舍伍德： 《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珍闻秘史》（Robert E Sherwood:Roosevelt and Hipkins an Intimate History），纽约1948年版，第448页。）， 与美、英、苏共同作为26国的《联合国家宣言》发起国，第一次跻身于四大国的行列。
    美国之所以刻意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除了上述战后牵制、削弱英国在远东的势力影响的因素外，还基于美国本身的战略利益。美国预感中国在盟国帮助下同日本作战，不可避免地会形成逐步强大的军事力量。与其等到中国凭藉军事实力要求跻身大国行列而导致未来国际政治格局的动荡，不如提前给予中国以大国地位的礼遇。这无疑是保持中国在战时和战后进行合作的最佳途径。同时，中国作为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国家，在未来的世界也注定会成为一个大国。而“一个感恩戴德、友好依附、受到保护的中国，在大国会商中占有一个牢固的席位，这种前景对于美国人一时所起的豪侠之情和对于他们自身的经济与政治利益都是很具有吸引力的。”（注：威廉·哈代·麦克尼尔著：《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和冲突1941-1946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155页。）
    然而，顽国坚持殖民帝国主义立场的英国对美国的刻意安排十分反感。1942年10月21日丘吉尔首相在致外交大臣艾登的备忘录中表示：“至于中国，我不能把重庆政府看作是代表一个世界大国。当然，这大概是美国方面企图取消英国海外帝国的更换财产名义的选举票。”（注：温斯顿·S·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Winston S. Churchill:The Second World War），伦敦1950年版，第504页。）英国虽对美国的做法无奈，却始终不肯爽快地承认中国的大国地位。1942年至1944年，丘吉尔多次发表引起中国政府和民众抗议的讲话，刻意贬低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弦外之音实为抵制美国对大英帝国的侵蚀。为此，罗斯福曾多次地批评英国在中国采取的“典型的帝国主义立场”（注：克里斯托弗·桑：《如此盟国：美国、英国和对日战争（1941～1945）》（Alliesofa Kind:The Uinted States,Britain and the War Against Japan（1941～1945）），伦敦1978年版，第132页。）。1943年3月，艾登访问华盛顿就战后世界安排问题与美国政府交换意见，双方在许多问题上发生分歧。艾登直截了当地表明了他“不喜欢让中国人在太平洋地区跑上跑下的想法”（注：艾伦·坎普比尔--约翰逊：《安东尼·艾登爵士》Allan Canpbell-Johnson,Sir Anttony Eden，伦敦1955 年版， 第186页。），对美方敦促英国对中国表示善意、战后归还香港的提议则装聋作哑。（注：艾伦·坎普比尔--约翰逊：《安东尼·艾登爵士》Allan Canpbell-Johnson,Sir Anttony Eden，伦敦1955 年版，第187 页。）美国总统罗斯福为切实贯彻利用战争瓦解英国传统殖民势力范围的战略目标，又在1943年11月的中美英三国首脑开罗会议期间，私下建议蒋介石战后由中国先行收回香港地区，然后宣布香港为世界自由港。同期与会的史迪威则拿出了“由美圈和中国军队收复广州、香港、上海……”的作战方案。蒋介石对美国支持中国收复香港当然求之不得，但惟恐美国的建议是空谈，使中国徒然与英国发生对抗，便表示“在进一步考虑以前，可由总统（罗斯福）先与英国当面讨论此事”（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第6 卷，1943年《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FRUS volVI1943,The Conferences of Cairo and Tehron，美国政府印刷局1961年版，第324页。）丘吉尔闻讯怒不可遏，称 “我们的格言是‘不许干涉’大英帝国，绝不许为了讨好国内那些悲观的商人和各色各样的外国人而淡化或玷污这个格言”（注：威廉·罗根·路易斯：《绝境中的帝国主义（ 1941 ～ 1945 ）：美国和英帝国的非殖民化》（William Roger Louis,Imperialism at Bay,1941～1945,The UnitedStates and the Decolonizatisn of the British Empire），牛津1977年版，第433页。），并且气冲冲地说：“不通过战争就休想从英国手中夺去任何东西。”（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第6卷，1943年 《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FRUS volVI1943,The Conferences of Cairoand Tehron，美国政府印刷局1961年版，第554页。） 丘吉尔的这番发作实际上堵死了美英之间讨论香港问题的可能性。不仅如此，英国政府还在当年12月13日战时内阁第169次会议上， 就开罗会议和德黑兰会议所涉及的战后领地问题作了最后决议：“战争结束时，我们并不要求给自己增加领土，同样，我们也不打算放弃任何领土。”（注：战时会议（1943年）第169号结论，会议记录2内阁65／40（War Meeting,1943.169thConclusions,Minute 2,Cab.65／40）。）由此明确了战后重占香港的既定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