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初，正当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各主要战场节节胜利之际，中国大陆的国民党军队却在日军发动的豫湘桂战役中溃不成军。加以蒋介石政府的积极反共、消极抗日政策不得人心，英国政府更对美国扶植蒋介石政府的政策不以为然。当年11月3日， 熟悉中国事务的英国驻华大使薛穆（Horace Seymour）即直言不讳地向即将辞职的美国国务卿赫尔表示，英国政府及他本人均不赞成美国使中国成为一个大国的政策。他预计中国由于国共两党的冲突将会长期动乱，不可能实现统一。即使中国能够统一，促成其统一的政策也是错误的。因为一个统一的中国只会在东方“引起麻烦”，“将意味着未来年代里在东方消灭帝国主义，而白人在东方的统治将随之丧失。”（注：卢萨尔·D·勃哈特： 《帕特里克·赫尔利和美国的外交政策》（Ruseell D.Buhite:Patrick Huney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科比尔大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 241页。）但是， 美国政府此时扶持中国， 并且支持中国收复香港的政策已包含了更深的用意：由于苏联在参加对日作战的条件中提出要在中国北方的大连享有“优越权”，美国担心这会成为苏联在远东扩张势力的开端，便企图通过使大连和香港都成为自由港，以便同时打破苏联和英国对大连和香港的独占权，实现其传统的远东门户开放政策为了启动国际自由港计划，罗斯福先于1945年2月8日的雅尔塔会议上向斯大林表示，他希望英国把香港的主权交还给中国，然后由中国宣布香港为国际化自由港；继而又派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Patrick Hurley）于4月5日飞赴伦敦会晤丘吉尔，希望英国遵循《大西洋宪章》精神，放弃重占香港，以便迫使苏联也放弃对大连的“优越权”。结果遇到丘吉尔的断然回绝，他宣称“决不会放弃英国旗帜下的一寸领土”，并且讥讽“美国对中国的政策是伟大的美国幻想。”（注：利韦利恩·伍德沃得：《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国外交政策》第4卷（Liewellyn Woodword,British Foreign Policy in the Second World War），伦敦1975年版，第539～540页。）
    美国政府慷别国之慨，收利已之益的国际战略虽然在英国面前碰了一鼻子灰，却给了惟美国政策马首是瞻的蒋介石政府以错误的信息：既然美国支持中国战后收复香港，更遑论支持中国军队去香港受降了。然而事隔数月，杜鲁门政府却在中英香港受降之争中给中国大泼冷水，更淡不上支持中国收复香港。
    二
    美国政府之所以在中英香港受降问题上转变了态度，并不仅仅是杜鲁门总统个人改变了罗斯福总统的既定政策，而是有着深层次的原因。
    从客观战略形势的变化看，中国军队在豫湘桂战役的溃败，使中国战场在美国的太平洋作战计划中丧失了原有的战略价值。
    早在1943年3月，美国军方即草拟过一项对日作战计划， 其核心内容是由中、美、英联合发动海陆两栖钳制攻势：美军将横渡太平洋跳岛作战，攻占中国大陆南方海岸；中英联军负责肃清缅甸的日军，然后在马来西亚和荷属东印度进行骚扰性袭击；与此同时由美国负责提供物资在中国建立一支强大的战略空军；中国军队从大陆发动攻势，将日军压缩至香港地区予以全部肃清，美国海军和中国陆军会师于香港后，盟军便从香港地区对日本本土发动最后攻势。（注：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海军作战史》第6卷（ Samuel
    Eliot Morisou: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avalOperatims in World WarⅡ），波士顿利特尔-布朗出版社1948年版，第7-8页。）但在5月的美英军政首脑“三叉戟会议”上， 英国由于在缅甸战场连遭挫败，竭力主张将缅甸战役推迟到1944年；美国遂倾向于先集中力量在华南沿海地区修建空军基地，以便增加对华空运使中国继续对日作战，同时为建立攻击日本本土的战略空军准备条件。当时美国无论是派史迪威来华训练中国陆军，还是装备陈纳德的空军“飞虎队”，都立足于以中国大陆东南沿海作为未来进攻日本本土的基地这一战略核心。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的溃败，丧失了衡阳、零陵、宝庆、桂林、柳州、丹竹、南宁等7个空军基地和36个飞机场，（注：军事科学院、 军事历史研究部：《中国抗日战争史》下卷，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473页。）使美国从中国大陆进攻日本本土的战略计划化为泡影，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对中国军队的作战能力也逐渐缺乏信心。为了缩短对日作战进程，减少美军的伤亡，美国政府采取了两项补救措施：一是建议蒋介石让史迪威指挥、训练全部中国军队，以便加强中国军队的战斗力（这项措施旋即因史迪威与蒋介石矛盾的激化而宣告落空）；二是加紧敦促苏联对日作战，以便保持盟军在远东对日本的军事压力。1944年10月，美国军事代表团长迪恩（John Deane）在莫斯科接受了斯大林提出的在1945年6月30日以前为苏军60个师提供足以保证两个月、总额超过100万吨给养的要求。同时将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起草的苏军对日作战任务转交给了斯大林。此后，美军开始在西伯利亚勘查机杨新址，准备在俄国的远东本土上建立一支战略轰炸力量，以便取代原拟的香港、华南空军基地。但是，美国在西伯利亚的筹备工作并不顺利，在苏联的拖延策略下，美军飞机一架也未能在苏联的远东空军基地起飞。
    主观上，美国基于战后军事战略的需要，拟长期占领美军所攻占的日属太平洋岛屿，遂改变了原来所坚持的对欧洲旧有殖民属地、领地实行国际托管制度的立场。
    继1943年罗斯福和赫尔所提改战前旧有欧洲殖民属、领地为战后国际托管的计划由于英国的抵制而暂时搁置以后，1944年美国军方也对政府的这项战略目标计划提出质疑，其中海军特别坚持占领原属日本的太平洋岛屿，以保持美国战后对太平洋的战略控制能力。基于战后的实际战略需要，继任的杜鲁门政府在1945年4月25日开幕的旧金山会议上， 转而支持对前国际联盟委托统治下的领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从轴心国夺取的领土实行托管。放弃了罗斯福政府原先所持的建立广泛的国际托管制度，以便消除旧有的殖民帝国势力范围的立场。旧金山会议所起草的联合国宪章有关托管制度部分，明确不运用于旧有的欧洲殖民帝国（主要是英法，它们战后据此恢复了原来在香港、印度和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但规定旧有的欧洲殖民帝国可以自愿将殖民地置于新的托管制度下。作为对原国际托管计划的补偿，旧金山会议通过的联合国宪章第73条规定了适用于会员国治理的各殖民地区的一般原则，即“以领地居民之福利为至上”，“发展自治”，“对各族人民之政治愿望予以适当之注意”，为拥有属地的国家应尽的义务之一。（注：威廉·哈代·麦克尼尔著：《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和冲突1941-1946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915页。） 美国战后控制日属太平洋岛屿的战略计划，也改变了战时美国政府对英国殖民帝国主义的批评态度，其必然结果就是改变支持中国收复香港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