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远东太平洋地区国际战略态势的变化，也促使美国政府改变对香港问题的政策。1944年根据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估计，欧洲战争结束后对日战争大致还要持续18个月，美军将会付出60～80万人的伤亡代价。为此，美国迫切需要强大的苏联红军在远东投入对日作战。但随着1945年2月以来美军在太平洋地区成功地实施了跳岛作战， 以及欧洲战争的胜利指日可待，美国很快即可以优势兵力全力对付日本，苏军的参战已无足轻重。4月22日，杜鲁门的顾问们扬言， “如果俄国放慢或者甚至停止他们在欧洲和亚洲的作战努力，这对我们的战争前景不会造成特殊的损害。”（注：威廉·D·李海：《我在现场》（William.D.Leahy,IWas There），伦敦1950年版，第412页。）24日，美军放弃了利用西伯利亚空军基地的计划，并决定苏联对日宣战后，美国海军将不再保证运送军需物资给远东的苏军。因此，苏军于8月9日美国在长崎投放第二枚原子弹的同时对日出兵作战，不但不是对美军的支持，反而构成了美苏在远东的战略竞争态势。而对未来苏联在远东不断扩张势力的趋势，美国更倾向于保持美英合作关系以便遏制苏联在远东的势力扩张。为此，杜鲁门政府一改罗斯福总统支持中国战后收复香港的初衷，转而表示“我们依然遵守我们承认既定权利的原则”。（注：《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388页。）8月18日， 就在中英香港受降之争发生的那一天，杜鲁门在回复英国首相艾德礼的电报中明确表态偏袒英方：“从美国观点出发，我们并不反对香港日军向一位得到美国方面和中国方面充分支持与合作的英国官员投降。麦克阿瑟将在上述合作得以顺利进行后安排由一位英国将领在香港地区接受日军投降。”（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第7卷，1945年（FRUS Vol.V Ⅱ）， 美国政府印刷局1961年版，第504页。）同时，他通知海军上将威廉·D·莱希，称他已同国务卿贝尔纳斯研究确定，要寻找一种方式将香港从中国战区内明显地划分出来。（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第7卷， 1945 年（FRUS Vol.VⅡ），美国政府印刷局1961年版，第509页。） 当蒋介石和宋子文在随后的几天内多次致电杜鲁门和贝尔纳斯，要求援引一号受降令，确认香港属于中国战区，应由中国方面受降时，杜鲁门在8月21 日给蒋介石的回电中为英方辩护：“英国对香港拥有主权是毫无疑问的，根据我的理解，你不应该就这一点提出异议。我认为具有实际意义的是，你应当与英国当局进行有效的军事合作，以确保香港日军向英国军事当局投降。”（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第7卷，1945年（FRUS Vol.VⅡ），美国政府印刷局1961年版，第505页。）杜鲁门政府在香港受降问题上的出尔反尔，以及他在中英香港受降问题之争上对蒋介石政府施加的压力，是英国得以重占香港保持战后在香港的殖民统治的关键因素。
    最后，大战结束时中国国内政局的变化，也使美国战后支持中国成为远东大国伙伴的既定政策成为疑问。在重新抉择对华政策之际，美国政府不可能在香港问题上以损害美英盟国合作关系为代价，支持中国与英国对抗。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蒋介石政府为迅速恢复对全国的统治，一面电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原地待命；一面命令各地日伪军就地维持社会治安，等待国民党中央军前往受降。同时，又请美国帮助空运、海运军队，以抢占全国的战略要地和主要城市。而在八年抗战中迅速壮大的中共领导的抗日军民，则坚决反击蒋介石政府的独裁反动政策。中国的政局再度处于动荡的前夕。美国的对华政策也随之处于重新抉择的关头。为了继续贯彻1943年初罗斯福政府的“使中国成为强大的国家（China be a great power）”的既定政策，以便使中国战后“成为抵消苏联力量的有用的平衡力量”（注：《艾登回忆录》中译本，中册，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687页。）， 杜鲁门政府最初的对华政策是维持蒋介石的领导地位，通过民主的方式推动国共联合，实现中国的政治统一。而中国的政治统一恰恰又是英国历来坚持的归还香港的政治前提。在中国政局尚未明朗、蒋介石政府亟待依赖美援统一中国之际，杜鲁门政府也不可能“因小失大”，以损害美英稳固的盟国合作关系为代价，支持尚处于不稳定状态下的蒋介石政府在香港受降问题上与英国对抗。
    综上所述，美国在二战后期对香港问题的政策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美国推行战后理想主义国际战略体系背后所隐含的帝国主义利己性质：大战初期，为确保战后远东的门户开放，美国在口头上和道义上支持中国战后收复香港并使之成为国际自由港，以便削弱英国在远东的殖民势力范围，确立以美国为核心的远东国际自由贸易体系；大战后期，为遏制苏联在远东的势力扩张，美国又慷别国之慨以国际自由化的香港为筹码，企图换取苏联放弃在大连的“优越权”，保证中国东北的门户开放；大战结束时，由于中国在远东的战略地位下降，美国又出尔反尔，支持英国恢复对香港的殖民统治，以便维护美英的盟国合作关系，共同在远东遏制苏联。因此，美国在香港问题上政策变化的真正原因，归根结蒂是适应其全球战略利益的需要，而不是它自我标榜的国际“道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