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新的历史课题不断提出来了，并开始形成专题研究。过去的阶级斗争史和革命工人运动史等题目已无人问津，而纯史学传统课题，像社会史、经济史、政治史、国家史、外交史和军事史等保留下来了。但是，这些课题正在摆脱迄今的教条主义和公式化，而补充了人口学、统计学、民族学等领域的新材料，历史书籍的结构和内容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民主派”历史学家开始矫枉过正，又把历史科学政治化，肆意歪曲。例如，有人公开美化奥斯曼土耳其对保加利亚5个世纪的统治，称没有“土耳其奴役”，只有“土耳其进入”巴尔干半岛。所以，在1877-1878年的最后一次俄土战争中俄罗斯不是“解放者”和“救世主”，而是在巴尔干追逐“帝国利益”，在西方列强面前“投降”，“出卖了”保加利亚的利益。
    特别是对1878年至1944年资本主义时期的历史提出了全面的矫正。如对1912-1918年的两次巴尔干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人物及其政策进行平反，改变了对鲍里斯国王的评价和态度，重新肯定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资产阶级自由党在巩固保加利亚国家、繁荣经济和鼓励“中产”阶级等方面的作用，重新评价共产党时期的民族政策等等。
    同样，对战后初期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也提出了一系列带争议的问题，如1944年9月9日后保加利亚社会的性质问题，多党政治体制问题，镇压反对派问题，苏联的援助问题等等。归结为一点，即“人民民主制度问题”。
    对战后的历史，尤其是对45年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的诸多问题，有的历史学家不主张研究，有的学者则强调要研究这个时期社会主义社会形成和发展的事件和进程，并作出科学的评价。更有的学者全盘否定社会主义时期的一切，引起历史科学的混乱和无休止的争论。
    二、几个争论较多的问题
    剧变以来，保加利亚历史学家在寻找和阐明历史现象的过程中，由于个人所持的政治标准不一样，代表不同的党派利益，所以对探讨的许多重大问题便产生了十分对立的观点，有的看法和评价带有成见，是非常极端的。
    其中，围绕在保加利亚存不存在法西斯主义、1944年9月9日起义的性质和战后人民法庭的功过等问题的争论尤为突出。
    关于法西斯主义
    保加利亚学术界对法西斯主义研究早就开始了，并出版了一批专著，如：伊·迪米特洛夫：《保加利亚民主社会界、法西斯主义与战争》（1976）、米·塞姆科夫：《欧洲和法西斯主义》（1979）、亚·布兰克：《新老法西斯主义》（1983）、米·塞姆科夫：《法西斯现象及其在世界著作中的争论》（1985）、热·热列夫总统：《法西斯主义》（1990）、米·塞姆科夫：《欧洲反对法西斯主义》（1990）和《法西斯主义》（1990）、伊·斯拉沃夫：《用法西斯主义反对法西斯主义》（1991）、普·茨韦特科夫：《布尔什维克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1917-1939》（1992）、集体著作：《欧洲围绕法西斯问题的争论》（1993）。
    这些专著主要谈到德国、意大利法西斯和欧洲其他国家法西斯的形成和发展及其特点，指出由于各国的具体情况和民族特性不同，法西斯主义之间既有共同点，又有区别。它们专制独裁的程度也不一样。当然，书中或多或少都涉及对保加利亚有无法西斯主义的看法和观点。
    剧变前，几乎所有历史学家和政治家都肯定说，在保加利亚存在法西斯主义。他们认为，20-30年代，法西斯主义作为一种欧洲现象，曾在不少国家有所表现和活动。保加利亚也不例外。20年代后半期，在保加利亚出现了像“保加利亚人民联盟”，“保加利亚法西斯联盟”、“保加利亚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等法西斯组织，以及像“环节派”、“人民社会运动”等亲法西斯组织。到了30年代，又成立了两个重要组织：“保加利亚民族主义者军团联盟”和“为保加利亚前进斗士团”。
    上述组织已把法西斯的纲领原则、组织形式和社会观移植到了保加利亚。当时，虽说这些组织人数不多，一般为400-500人，小的只有50-60人，最大的组织也不超过数千人，但它们拥有自己的出版物，出版希特勒、墨索里尼、齐亚诺等法西斯头目的著作多达几万册。它们遵循着法西斯的礼仪，即问候方式、服饰、旗帜、徽章等。
    有3个典型例子证明保加利亚存在法西斯主义：（1）1923年6月9日仓科夫发动军事政变，推翻农民党进步政府，杀害农民党领袖和政府首相斯坦姆鲍利斯基。政变当局上台后，解散了议会和一切地方政权机关，禁止保共等政党活动，开始大肆逮捕和挑衅活动。因此，同年9月爆发了大规模的人民武装起义。官方史学和共产国际文件称9月起义是一场“反法西斯起义”，甚至是“世界上第一次反法西斯武装起义”。（2）1934年5月19日，在国王鲍里斯三世的支持下，王国军队和警察发动政变，开始在保加利亚建立专制制度及其机构，用暴力手段推翻年轻的多党政治体制，议会被解散，国王任命新内阁，保加利亚史学界和共产党认为这是“血腥的君主法西斯政变”。（3）1940年春，保加利亚参加德意日三国轴心，二战中还向英美宣战，保加利亚军队配合纳粹军队从背后攻打南斯拉夫和希腊抵抗运动力量，并出兵参与了对南、希的占领。
    也就是说，保加利亚不仅存在法西斯，而且它还在台上执政过：1923年到1926年，1934年到1944年。史学界还称前一时期为“军事法西斯”，后一时期为“君主法西斯”。因此，保加利亚法西斯也具有其他法西斯的共同特点：反共、独裁和屠杀。所有权力集中在一个执政机关、解散议会、禁止政党活动、逮捕和恐怖、没收进步刊物、蛊惑宣传和民族主义等。
    在这个问题上，过去几乎没有历史学家敢持同官方相左的观点。即使极个别的学者持保留态度，也是以极其委婉的语言和形式暗示，不敢公开表态。流亡在国外的王室成员一直否认1923年和1934年是法西斯政变，认为9月起义是“布尔什维克起义”、“共产党的暴动”和“共产国际的阴谋”。
    近几年来，认为在保加利亚不存在法西斯的学者和政治家越来越多。这部分人的主要观点是，保加利亚法西斯组织不大、人数少，没有形成一个法西斯执政党，国内的法西斯报刊寥寥无几，更没有知名的法西斯领袖人物。“民主派”历史学家称，1923年6月9日不是政变，而是国家“民主化的开始”，而9月起义也不是国内力量和矛盾的结果，而是“外来强加的暴力行动”，是“俄国布尔什维克、共产国际和格·季米特洛夫”从国外引进来的“恐怖行动”。所以，那些所谓的“反法西斯战士”，都是“布尔什维克的奸细”、“狂热的斯大林分子”，是“恐怖分子或刑事犯罪分子”。在1934年5月19日事件中，国王没有参与政变，他是“国家的统一者”。他们还提出，20-30年代保加利亚历史上的许多危机现象跟法西斯主义没有关系。相反，它们却同“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人的活动”是分不开的，“共产主义的罪过和形象”比法西斯还严重。
    这些人从当前的政治需要出发，甚至全盘否定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在保加利亚存在法西斯组织、法西斯宣传和法西斯活动。因而，二战结束后镇压法西斯分子是“错误的”，需要平反，为他们“恢复名誉”。
    可以说，争论的双方走向了两个极端。双方主要把自己的论点建立在理论上和对保加利亚社会发展的解释上，而很少公布具体的档案材料和令人信服的事实。在回答保加利亚有无法西斯主义时，似乎答案只能是“有”或者“没有”，而不允许有别的解释。其实，完全否定和无条件接受这一观点一样，都是不严肃和不科学的。学术问题的探讨远比党派竞选投票要复杂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