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战后人民法庭
    对于人民政权时代另一个争论最大的问题是人民法庭问题。
    众所周知，早在1945年8月8日，根据丘吉尔的提议成立了纽伦堡法庭，控诉和惩处二战中的轴心国主要战犯。此前，美英苏等同盟国驻保加利亚管制委员会要求其成立法庭，审判战争罪魁和法西斯分子。否则，保加利亚作为希特勒的卫星国和战败国，将在签订和约时受到严厉的制裁。
    保加利亚人民政权接受同盟国的要求，于1944年11月28日成立了人民法庭。12月20日该庭在索非亚法院大厦开始“人民审判”运动。主要审判对象是1941年1月1日至1944年9月9日期间的摄政王、政府大臣、王室顾问、国会议员、军官、警察头目等亲法西斯分子，以及其他有血债的人。据称，被判处极刑的有3位摄政王、一半的大臣、67名前国会议员、47名各级军官等。
    另外，人民法庭还组织了135起审判案，共有11122人受审，其中9606人判了刑，1516人无罪释放，2730人被判处死刑，约占被审判人数的28%。
    在运动后期，即1946年下半年，特别是1947年夏季，人民法庭对保加利亚反对派政党领导人进行了过火的审判，并处死了包括农民联盟中反对派领袖尼科拉·佩特科夫在内的几位政治家，禁止一些党派的活动。这个审判过程一直持续到1949年底，从党外清洗到执政的保共党内。大家熟知的保共中央书记、部长会议副主席特·科斯托夫就是牺牲品之一。
    这几年围绕人民法庭问题出版了不少书籍和回忆录，公布了许多档案材料，揭露真相。如《特·科斯托夫的最后一年》（1990）、《在中央监狱的铁窗中》（1991）、《强辩与镇压——极权主义的工具》（1992）、《在历史的审判面前》（1994）等。
    这些书中的观点针锋相对，陈述了各自的理由和列举了许多关于人民法庭活动的事实。
    反对派政党及其领导人，特别是昔日受到审判的那些人的子女和后代，指责人民法庭是“非法的”，它的成立和活动没有得到宪法和国民议会的认可。他们不分青红皂白，统称审判是“滥杀无辜”，共产党人是“杀人犯”，要求给这些死者和受到“侵害”的人“平反”，“恢复名誉和归还财产”，并向他们的子孙后代提供“补偿”。为此，他们还向议会提交了一项法律草案，要求宣布人民法庭审判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致使保加利亚参战罪犯的法律条例是无效的。
    另一部分历史学家和政治家认为，在战后的“特殊条件下”，人民法庭尽管犯有“扩大化”错误，对一些著名的民主人士和政治人物的处理是“不公平的”，但其做法是正确的，符合国际上大多数反法西斯国家的惯例。他们列举的材料说，相比之下保加利亚人民法庭的审判是“温和的”，例如，它只审判了近万人，而丹麦的类似法院却审判了1.5万人，匈牙利—2.6万、捷克斯洛伐克—3.8万、荷兰—4.5万、挪威—4.6万、比利时—5.3万、法国—9万。如果否定人民法庭，那就是否定“法西斯及其罪魁祸首”和一切战犯，就是否定签订的“和约”和二战的“成果”。如果把国王和一切确实对民族犯有罪过的人也列入“平反”名单，并把二战后期保加利亚脱离德国法西斯的功劳也归于这些人，那显然违背了历史事实，属于撒谎。
    从上面我们不难看出：剧变以来保加利亚历史科学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也产生了一系列新问题。中东欧地区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转轨，向包括历史科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的理论与实践提出了严重的挑战，也为正直的史学工作者提供了施展才华的机会。
    对比保加利亚历史科学的今昔，我们似乎可以得出如下几点认识：
    （1）过去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和意识形态化了的史学观点，已经遭到批判和抛弃。随着大量文献史料和档案材料的公诸于世，历史的“空白点”将得到填补，历史科学将出现一个繁荣的新局面。
    （2）历史著作激增，而质量却在下降。由于一批业务能力较强的历史学家退出科研和新一代历史学家尚未形成，所以一些新闻工作者、政治家和青年史学工作者纷纷涉足史学。但他们热衷于耸人听闻的档案史料，不能把握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实质，写下的只是一批通俗的和政治性历史书籍。
    （3）历史科学应该是一门经得起时间和科学考验的学科，不能重复过去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错误。评价历史既不能以现在的眼光看待过去，把历史现代化，也不能抱住过去的观念观对当前，把现实历史化。
    （4）历史就是今天以前或更久远年代发生的事件和人物，即昨天的事情。作为“后来人”的历史学家去分析和评价“先人”的历史时，难免出现分歧和争论。这是很自然的现象。通过争论，对各种意见进行比较，利用新的研究手段和新的证据，来寻求客观真理，这对历史科学是有益的，对争论的双方也是有益的。重要的是在争论中，超越党派利益，不带政治色彩和个人感情，在学术上提倡争鸣和宽容。只有这样，历史科学才能舍短取长，去伪存真，恢复它的客观性和真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