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西方学者撰文指出，在战前的保加利亚只有法西斯组织，而不存在法西斯制度。1935年起的一段时间，只能称作国王鲍里斯三世的个人独裁时期。1940年起，保加利亚的君主专制统治确实带有一些法西斯特征，可以视为“法西斯化”的过程。作为法西斯制度一种形式的极权制度同个人专制独裁是有区别的。尽管保加利亚的法西斯组织日趋定型，但它们未能建立起自己的垄断组织，也未能夺取政权。
    关于1944年9月9日起义的性质
    保加利亚现代史上另一个争论最激烈的问题，是1944年9月9日起义的性质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战后初期人民民主政权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阶段，保共领导的武装力量在苏联红军兵临城下的大好形势下，利用部分王国军队的“政变”，在首都索非亚成功地发动起义，顺利夺取了政权。1942年成立的祖国阵线出面组织联合政府，吸收了各资产阶级政党参政，开始实行民主改革，推行人民民主制度。
    对于1944年9月9日这一天发生的事件，保加利亚史学界过去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是：这是一场人民革命，决不是旧军队的“军事政变”。苏军无疑在这一进程中起了重大作用，但这是保共领导的武装抵抗运动的结果，是“一个历史性胜利”，奠定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基础”。绝大多数作者指出，这是一场“人民的武装起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端”。因此，9月9日被定为国庆日。当然，也有少数作者强调这只是“人民民主革命”，还远不是“苏维埃无产阶级专政”。90年代之前，国外史学界，如前南斯拉夫史学界就一直认为9月9日不是真正的“武装起义”或“革命”，而仅仅是一场旧军队的“政变”。
    剧变以后，对这个事件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甚至全面歪曲了历史真相。“民主派”历史学家的主要论点有：战争结束阶段，王国政府“将一个现存的政权交给了保共”；在保加利亚不存在法西斯主义，因而就不应该有“反法西斯斗争”或“抵抗运动”；这次的所谓“起义”，是在克里姆林宫和季米特洛夫等“共产党领袖”唆使下，人为地发动和进行的“共产党暴乱”，是“外国作用的结果”，“违背人民的意愿”；接着，苏军“占领了”保加利亚，把“苏维埃制度强加于保加利亚”；9月9日成为“保加利亚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是“专制主义的节日”；如果不是苏联的干预，保加利亚很可能就跟英美站在一起，成为欧洲的“民主国家”；因为战前的保加利亚政治制度是“民主制度”，所以它是“欧洲文明”国家之一，而国王鲍里斯三世是“欧洲一位最民主和最文明的统治者”，等等。
    应该看到，“民主派”历史学家从仇视共产党和反对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出发，彻底否定了保加利亚人民的抵抗运动、游击队的流血牺牲和苏联红军的解放作用。在他们的歪曲宣传和煽动下，不明真相的青年人对苏军和保加利亚反法西斯战士纪念碑进行侮辱，砸毁纪念碑、雕塑群和陈列馆。执政当局修改历史教科书，更改街道和建筑物名称，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也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这种诋毁和破坏苏军和本国反法西斯战士纪念碑的行为在法国和奥地利都被视为“违法”和“犯罪”行为，在保加利亚却受到一些政党的保护和支持。这些历史学家既缺乏具体的历史主义态度和学术良心，也缺乏对社会和青年一代的责任心。
    个别历史学家和政治家甚至走得更远。一方面，他们攻击保加利亚人民的反战活动是“多余的流血”，是“反国家活动”，在推行“外国的政治路线”；另一方面，他们又称保加利亚没有抵抗运动。传统的史料认为，二战中保加利亚游击队员、各战斗小组成员和联络员等共约12万人。当时保加利亚政府的正规军50万人，3万警察和1.5万宪兵。在同旧政权的斗争中，牺牲9140名游击队员和20070名联络员，总共约3万人。另有31250名反法西斯人士被关进过集中营。在抵抗运动期间，保加利亚人民解放军拥有3800名官兵，其中有2740人牺牲。
    这几年反对派报刊公布材料称，当时的游击队只有2500-10000人。因此，保加利亚不存在“游击运动”，而只有一些“恐怖小组”。这些小组没有完全脱离“贫民百姓”，他们的行动对“现政权并不构成任何威胁”。共产党人之所以取得政权，完全是“依仗了苏联红军的占领和帮助”。从这一逻辑出发，他们得出了一个荒唐的结论：战后共产党人建立的政权是非法的、违反宪法的、恐怖主义的。所以，应该在议会通过专门的反共法，宣布共产党人的政权“不合法”。
    跟这个问题有关的还有对战后初期，即1944-1948年保加利亚社会性质的评价问题。近几年就这一时期发表了几部新的政治著作。如《保加利亚宪法和宪法草案》（1990）、《对反对派领导人的审判》（1991）、《斯大林与保加利亚》（1991）、《保加利亚国家政治体制1944-1948》（1993）、《保加利亚历史的一页——事件、人物与思考》（1994）、《通往新社会的道路》（1996）。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的研究成果表明，战后初期既实现了经济恢复和增长，社会安定和文化教育蓬勃发展，又存在暴力和破坏法制的现象。西方学者也不否认人民民主时期东欧国家取得了“显著成绩”，人们受到“良好教育”，社会贫困阶层有“较多的保障”。所以，有的历史学家指出，应该研究和讨论这个时期好的和坏的方面，吸取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训。如果现在作为见证人的一代不能对光明和黑暗作出最终的结论，那就应该留给后人冷静地和理智地解决这个问题。
    当然，持反对观点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家认为人民民主政治体制不是真正的“人民政权”或“民主政权”，而是共产党的“左”的极权制度。因为正是这时已“抛弃议会、取消了多党制、建立了一党（甚至一个人）专政”。因此，这个时期是“历史的倒退”，应该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