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对德国实行民主化的改造。非纳粹化过程实际上就是民主化的教育过程。各占领区在非纳粹化的同时，就开始重建德国的民主政治生活。一方面，盟国利用教育宣传机构，对德国人民进行民主政治教育。在西方占领区主要进行西方民主的灌输，以大量的美、英出版物占领西占区市场，对德国人民进行一种潜移默化的西方民主改造。与此同时，培养德国人的参政意识，以及对民族的责任感和不任凭别人摆布的政治上独立思考的能力。另一方面，按照民主原则恢复和重建德国的政治生活。德国社会民主党于1945年5月开始了重建工作， 代表中产阶级利益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也先后成立。这几个政党从重建和筹建开始，就成为西占区的主要政治力量。基督教民主联盟成立后表示要“以不可动摇的决心把基督教思想与真正民主的崇高理想变作革新的基础”（注：奥西普·K.弗莱希特海姆编：《1945年以来德国政党组织情况文献》（第2卷），柏林1963年版，第53 页。）由于战后特殊的环境，大资产阶级、大地主被取缔了，工人阶级为温饱而忙碌，失去对权力的兴趣，而中产阶级则适时崛起，成为西占区政治舞台上的中坚，从而为西占区民主政治的改造提供了阶级基础。政党活动恢复的同时，各占领区以各自占领国的意愿重建了行政领导机构。美国为了在战后实现称霸全球战略，害怕苏联对西占区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也迫于用西方民主重建西占区政治生活，将西占区纳入西方阵营，成为遏制苏联的桥头堡，这在客观上也为西占区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建立创造了条件。美、英、法三国以民主自由和法治为特征来确立自己的占领政策和在其占领区筹划行政领导机构。至1947年，西方三个占领区先后建立了州一级机构，并进行了州一级自由选举。“这些选举结果加强了德国民主政治的基础。”（注：约恩·H.巴克尔：《克莱将军的德意志岁月——联邦德国之路，1945—1949》（John H.Backer,Die Deutschen Jahr desGenerals Clay,Der Wegzur Bundesrepublik,1945—1949），慕尼黑1983年版，第175页。）
    应该说，盟国对德国的处置和民主改造是多少带有强制性的，是外部力量在特殊的情况下施加于德国人民的。西方民主政治的灌输这一外力对战后西德的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尽管如此，西方民主政治也只有通过德国人民的接受才能在德国土地上生根结果。人民群众的民主意识如何，是建立民主政治成败的重要因素。德意志是一个崇尚权威的民族，这与德国一向鼓吹专制权威和国家权威有关。魏玛民主制的失败，一方面是专制权威对人民群众的影响，另一方面是民主意识在人民群众思想上也没有树立起来。一战后，由于《凡尔赛和约》对德国的奴役和压迫，在德国普遍产生了仇视战胜国的心理，也厌恶西方民主政治，反而对接受《凡尔赛和约》的魏玛共和国政府极端不满，魏玛民主政治制度显然是没有群众基础的。二战后的情况有所不同。由于德国人民深受法西斯主义所带来的灾难和痛苦，深切感到德意志民族的封建专制主义和军国主义传统必须根除，长期动荡不宁的政治局面必须改变。同时，德国人民对本民族给世界人民带来的灾难也普遍存在着悔过和自新的心理。1945年10月19日，斯图加特基督教委员会就深刻表示：“我们给世界人民和国家带来了无穷的灾难……我们谴责自己。”“现在，我们要改弦易辙，重新开始。”（注：鲁·哈根：《失去的机会》，汉堡1979年版，第136页。）因此， 德国人民在进行深刻反省的基础上很自然接受了西方民主政治的灌输。美国当局深知，“民主政治就像拿破仑的军队一样，只有吃饱了肚子才能向前推进”（注：埃德温·哈特里奇：《第四帝国的崛起》，世界知识出版社1982年中译本，第22页。）。德国大部分民众在战后最关心的问题是恢复和发展经济，并逐步走向繁荣，对政治不十分感兴趣。因此，以美国为首的西占区当局采取了一系列经济、社会措施，尤其是“马歇尔计划”的实施和币制改革，为西占区经济输血打气，使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从而使西占区人民顺利渡过了战后初期的困难，这从客观上也为德国人民接受西方民主树立了信心，为推行民主政治奠定了物质基础和群众基础。
    二
    战后盟国对纳粹主要战犯和骨干的审判、非纳粹化和民主化措施的实施，对德国战后政治生活的改造和重建，对战后德国历史的进步起了重要作用。
    二战的胜利结果，既壮大了社会主义制度，也促进了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的发展。盟国对德国实行的非纳粹化和民主化措施，实际上是一场政治革命，是在“所规定的道路上的革命”（注：胡贝尔图斯：《德意志史》（Hubertus Prinz zu Lowenstein,Deutsche Geschichte），宾德拉赫1990年版，第612页。）。 在西部德国实现了德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在东部德国完成了德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由于东、西方占领当局对德国实行非纳粹化、民主化所要达到的目的不一样，它们按照本国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对各自占领区进行民主改造，从本国利益和政策出发，在各自占领区逐渐形成了两个不同的经济和政治实体，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最后导致德国的分裂，在德国领土上出现了两个实行不同社会制度的德国：资本主义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社会主义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由美、英、法扶植成立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上是按照西方的民主政治和自由经济体制的模式建立起来的，确立了完全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体制，逐步实现了政治与经济的相对同步、稳定和协调发展。由于资产阶级在政治和经济利益上充分得到了满足，因而资本主义得以在健康平稳的道路上发展，社会也得到了全面进步。当然，由于德国根深蒂固传统的影响，以及根据国情吸收民族传统中合理的精华和历史教训，联邦德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也不是百分之百地照搬西方，而是在吸收外来民主的基础上结合本民族的特点，建立独具自己特色的资本主义模式。
    鉴于法西斯集权体制给德国人民带来的痛苦，联邦德国实行联邦和州分权的联邦体制。地方行政区按分权原则重新进行划分，希特勒建立的一些行政区被彻底割裂，新成立的州各自都有一定的独立自主权。鉴于魏玛共和国时期实行不稳定的多政党议会制度的失败，联邦德国建立了不是完全照搬西方的新型的政党结构议会民主制。联邦议会由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组成。联邦议院以直接选举和比例代表制选举相结合产生；参议院由各州间接选举产生，各自代表本州政府。为防止联邦议院党派众多，通过《选举法》规定了各政党进入议院的门坎限制：只有取得总选票5%以上选票的政党才有资格进入联邦议院， 从而防止魏玛议会中多政党的混乱局面再度出现，并逐步建立了以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结成的“联盟党”和社会民主党为主、自由民主党为辅的三党制政治，并在此结构基础上形成稳定的议会民主制。联邦德国还对联邦体制和政党作了具体规定。由《基本法》（即《宪法》）规定对总统权力加以限制，总统只是国家权力象征性代表，不再拥有行政权，废除了《魏玛宪法》规定的总统拥有的“紧急权力”。总理由总统根据议院中力量对比，提名最强大的党的领袖为总理候选人，再经联邦议院选出组织政府。这种方式迫使议院形成多数支持政府，政府和议院多数派必须保持密切的联系。政府一旦组成，就获得了比《魏玛宪法》时更大的独立性，议院作用遂受削弱。一般说来，在一届联邦议院中，政府能持续执政，比较稳定。这既不像美国国会独立于政府首脑，从整体上形成对总统的抗衡力量，也不像英国下院完全受政府支配和控制，成为政府和反对派争吵的场所，而是这两种类型的混合体。政党的地位、组织原则和作用也要受到《基本法》第21条和《政党法》的制约。《基本法》第21条规定：政党内部的秩序必须以民主原则为依据，必须取缔违反宪法、 企图颠覆或取消民主制的政党的活动（注：《联邦德国基本法》（Grundgesetz für die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波恩1989 年德文版，第21页。）。如1952年取缔了纳粹党的变种社会帝国党的活动，1968年和1969年又企图取缔右翼激进的民族主义的德意志国家民主党。符合宪法的党才被认为是合法的，合法的政党受宪法保护。这些规定和限制，使政党成为民主政治的稳定的重要保证。在1982年以前，联邦德国由联盟党和社会民主党轮流执政，自由民主党作为执政伙伴，或者与联盟党联合执政，或者与社会民主党联合执政。1982年底以来一直是联盟党和自由民主党联合执政。联邦德国把魏玛不稳定的多党制改革为以三党为主的议会民主制，从而使联邦德国政治舞台一直保持比较稳定的局面。人们把联邦德国民主政治看作是政治稳定的典范。尽管在1965年至1970年期间也出现过公开反对现行民主制度的激进主义势力，但由于联邦民主政治意识深入人心，加之政治混乱容易引起人们对纳粹重新崛起的担忧，这些反民主势力终未形成大气候便自行瓦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