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中叶英国发生的重大事变，历来是研究英国史和世界近代史的热点。对这个经久不衰、层出不穷的论题，历史学家都做出过丰富多彩又大相径庭的解释，各种资料和史书车载斗量、浩瀚无尽，更增加了专题研究的难度。〔1 〕英国当代历史学家艾维斯感叹：“在我国的历史上没有哪段历史比大叛乱被更多的疑问号所困扰着的了”。〔2 〕中国历史学家也指出：“在当代英美的史学中，关于英国革命的各种观点，却像一个波翻浪滚的大漩涡，直到现在仍看不出有任何史学流派要占主导地位的趋势”。〔3〕即便如此，由于这个问题的研究结论， 已构成了我国史学界撰写世界近代史教材基本构架的依据，所以，我们无法对它采取规避的态度，而应另辟蹊径，推陈出新。重要的是“回到图画版前”，〔4〕从实证的角度，再现出17 世纪英国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底色。为此，本文就斯图亚特王朝早期（1602-1640年）的英国社会提出几点看法，抛砖引玉，就教于同行。
    一、一个拥有大量扩大化核心家庭的农业社会
    斯图亚特王朝早期的社会特征之一，是一个拥有大量的扩大化核心家庭的农业社会。所谓扩大化的核心家庭，是指除了父母及子女两代人以外，家庭成员还包括亲戚等有血缘纽带关系的人，或者是仆役、帮佣、学徒等无血缘纽带关系的人。他们基本上是共同劳作、共同消费的。从社会学和心理学上看，这些人构成了一个即分享共同情感、共同观念，又相互冲突相互斗争的社会基本单元。这样，斯图亚特时代的家庭往往是夫妻关系、亲子关系、主仆关系这三种关系的熔合体，经济上的剥削与被剥削，社会生活中的庇护与服从已集中地体现在这种熔合体中了。
    1619年伦敦面包师递交当局的一份请愿书，描述了一户面包师家庭一周的开支项目。这个家庭含面包师夫妇、四个孩子、短工四人、学徒和女仆各两人。一周的总开支为6镑10先令， 其中用以支付工资的仅为11先令8便士，占开支总额的1／6都不足， 其余的资金则是用以所有人的伙食、衣着等消费。在那个时代，学徒和帮佣在某种意义上被雇主看作处于儿女地位的工人，而儿女在某种意义上被家长看作处于学徒地位的帮手，妇女、晚辈、学徒、仆役，对家长都处于从属地位，有绝对服从的义务，在家庭中有尊卑长幼主仆奴属的细微差别，但对于超越了家庭的更大的社会范畴而言，这些人基本上是没有独立人格的。他们服从家长，由家长代表，反之家长也对他们的经济社会生活观点行为举止负有责任。这样的一组人被称为一家或一户，户主既是雇主又是家长，其对经济生产的管理职能和对家庭生活的控制职能是合二为一的。
    农村的情况也是如此，户主必须通过吸收有血缘关系和没有血缘关系的年轻人，进入家庭共同劳动、共同生活，以此方式获得个体农业生产所必需的劳动力。有的户主甚至宁可把自己的孩子送出去做帮佣，反过来又吸收其他人的子女作为自己的帮手。在斯图亚特早期，雇用帮佣和为他人做帮佣是较普遍的，那些出身于农业、手工业家庭的青少年往往在青春期到结婚之前，离开父母，到他人家里做十年左右的帮佣。反过来，甚至小家小户的农夫有时也雇有帮佣。有的学者估计，在斯图亚特时代，英国大约有1／4-1／3的家庭有子女外出做帮佣。〔5 〕有的学者认为，“在英格兰，孩子在青春期往往到境况好一点的人家为仆，这一习俗使中下层社会中10-17岁男孩的2／3，以及3／4的女孩离家放养。结果，在英格兰，有1／2的农夫家庭，1／4的工匠和商人家庭都有长期寄居的学徒和仆役。”〔6〕
    即便是在当时生产组织形式最为先进的工业部门，即所谓实行“外放制”（Putting-out）的行业中，家庭在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仍起着核心的作用。在这种生产组织形式下，整个家庭包括帮佣学徒在内，都是由户外的业主提供工作机会和原料产品销售机会，甚至一部分劳动工具，业主采用超越一家一户的生产方式来组织生产，俨然成为工业资本家的前身。然而，生产的主要环节仍是在一家一户的劳动单位中进行的，户主仍然具有经济生产和社会管理的职能。
    总而言之，在斯图亚特时代，“人们倾向于用家庭和家长制的关系来形成劳动团体”。〔7〕这时的英国社会， “户”构成了最基本的社会细胞。财产的占有、社会成员的等级区分、人际关系中的尊卑高下、生活方式的各形各异、门第名号的传承相续，都集中地体现在大家庭中和浓缩地体现在户与户的关系中。扩大来看，整个社会就像一个放大了的家庭景观。国王与大贵族之间、地方贵族与民众之间都有一种庇护与服从的“互惠”的契约的关系。家长制在整个社会的人际关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这样的社会里，无论是宗教观念的传播，还是政治集团的形成，都与血缘上的亲属关系、居住方面的邻里关系与地域关系，特别是与家长制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有密切关系。这时的英国社会可以说是一个由“户主”组成的社会，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宗教政治和文化的观念，主要是由户主体现出来的。
    由于农业社会中这种以户为单位的相互隔绝的局面，一般人走出家庭后的活动场所主要是教堂、集市。这些让人们短暂相逢的场所，恰恰提供了一种消融个体差异性的机会。所以，即便在户与户之间有着经济地位、生活方式、文化观念方面的类似性，人们也很难产生横向的阶级的意识。人们最多能意识到“我们是某某类的人”。只有在家长制大家庭的经济功能在工业社会兴起的过程中消失之后，一个有利于资产阶级兴起的，超越家庭和地域观念的大众社会才在英国出现，而英国历史学家普遍认为，这已经是18世纪中叶以后的历史现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