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深知政党是政治斗争的主要工具，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都要靠强有力的政党。他强调，党是“国家的核心”，有了这个核心，就能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敌人，实现远大的政治目标〔7〕。 经过两年多的孕育，1954年11月21日人民行动党正式成立。《人民行动党宣言》指出，该党的宗旨是不使用武力而获得民族独立和民族自由。宣言还说：“我们准备同真正关心我们国家获得真正独立的其他政党合作。”“每一个公民，不论贫富，不论是主人还是工人，都会把人民行动党看作是一个民族主义运动。”宣言呼吁：“我们必须缩小财富分配不均，保证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都获得他们在工业和企业中的丰硕果实。”〔8 〕李光耀出任人民行动党秘书长。他宣布党的奋斗目标是要使所有成年人都有投票权、工作权，经济上得到充分的报酬，废除社会财富分配不公正不平等的作法，对丧失工作能力的人给予社会保障，促进民族团结、自尊、自力更生和勤劳奋斗的精神。从此，李光耀的民族主义思想与党的纲领、主张相结合，成为更为广泛的社会实践活动，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发展；而“融合型”民族主义的巨大的、能动的社会作用，也是通过人民行动党这个载体来实现。
    在以后漫长的谋求独立与发展的进程中，无论是在新加坡独立之前和独立之后，或是在新加坡“成龙”之前或“成龙”之后，李光耀一直都是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上思考问题、提出设想、开展活动的，在人民行动党的方针、政策和治国方略中始终包含着相当浓郁的“融合型”民族主义的因素。例如，在60年代建立马来西亚联邦过程中，李光耀反复强调要建立一个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而不是马来人的马来西亚，主张执行非种族的方针。他说：“马来西亚是我们的创造。在世界争夺最激烈的地区之一，这种创造是我们民族主义者对求得生存和继续生存问题的回答。”“马来西亚就是民族主义者为了缩短摆脱殖民主义走向独立的孕育时间而提出的答案。”“作为中国移民的客家后裔，我坚信马来西亚各族人民的未来取决于我们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我愿意看到土著民族、达雅克人、杜松人、穆鲁人、马来人、中国移民和印度移民之间维持公正的利益均衡。”〔9〕当新马政治关系和民族关系恶化时， 人民行动党发起召开马来西亚团结团会议。在会议决议中谈到：“‘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就是说，民族和国家不是支持任何个别社团或种族的霸权、幸福和利益的。”“支持‘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这一理想，就意味着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教育和鼓励马来西亚的各个种族不以种族和宗教作为寻求政治联合的基础，而以共同的政治思想体系和共同的社会及经济抱负为基础，这种政治联合才是保证出现一个真正自由、繁荣、民族平等的社会的真实基础。”〔10〕后来，虽然建立“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的理想失败了，但当新马分离以后，当李光耀的立足点和目光重新回到新加坡时，这种多元种族和睦共处的政治主张便开始成为现实，并显示了勃勃生机与活力。
    又如：在70年代末以后新加坡文化建设中，弘扬东方文化的特色尤为显著。这时，李光耀等人意识到，如不及时注意工业化后出现的文化失根，道德水平下降等问题，将会造成新加坡“80年代的危机”〔11〕。首先是普及英语，母语衰落，导致传统文化流失、断裂。英语普及为新加坡带来了经济腾飞，但英语至上的潮流又使年轻一代丧失东方文化传统与特征，又未掌握西方文化的精华，以致缺乏稳定的价值观念。有学者指出，新加坡海峡土生华人只受英语教育，不习母语，丧失了接受传统文化和道德的机会，结果造成文化上的退化、堕落和失根〔12〕。其次是道德水准下降。随着对外交流的发展，西方个人主义和功利思想也在新加坡泛滥，社会风气大变。一些人盲目崇拜西方，将东方传统道德礼俗一概视为封建残余而弃之，如传统的社会公德和互助精神丧失，享乐主义开始盛行，家庭观念淡薄，敬老养老美德也被遗失等。新加坡领导人看到了这种社会危机的严重性，重新思考文化建设问题。他们从国家生存与发展角度看待文化失根，认为失去母语文化就是“失根”，就会丧失归属感与凝聚力，就会使新加坡成为东方社会中孤立的“洋化小国”，成为被西方同化的“伪西方社会”，即只有西方文明之表面无西方文明之实；虽是东方人，但已丧失东方社会特征和价值观念，成为不东不西的社会，这会导致亡国亡族。李光耀说：“如果我们变成讲英语的社会，盲目地模仿美国人和英国人，而本身又缺乏基本价值观念和文化背景。坦白说，我实在不相信这是值得我们塑造的社会或国家，更何况去保护它。”〔13〕他在多次讲话中提倡儒家思想，强调要保留东方文化价值，新加坡的“社会凝聚力来自东方文化”〔14〕，指出“只学英文愚不可及”，以“母语价值观加强自信”，要“使华语成为华族母语”，“加强双语维护传统”，“发扬待人以礼美德”，“恪守五伦奉养父母”，“维持三代同堂家庭”，要“和祖先的历史认同”，要强化“新加坡的中国情结”〔15〕，要把新加坡的历史与中国五千年文明史连接起来〔16〕等等。
    与此同时，新加坡政府采取多种措施，加强社会文化建设，以期扭转新加坡社会的西方化倾向。1979年6月， 由政府发起了为期两个月的礼貌运动，后来又规定每年6月为文明礼貌月。8月，12个文化团体共同发起为时三个月的推广华语运动，其目的是促进华人团结，保存华族文化。以后每年10月定为“华语运动月”，每次重点不同。1982年2月， 新加坡正式提出要学习和发扬儒家思想，把它作为“治国之纲”和社会道德标准。8月至9月，邀请海外著名专家访问新加坡，讨论和拟订教学大纲。10月，政府通过新闻媒介，对“儒家思想与现代化”课题展开讨论，并成立儒家伦理教育委员会，确定把开展儒家伦理教育作为教育部门工作的“龙头”。1984年1月，开始在15 所中学进行儒家伦理教学试验。1985年英文版儒家伦理课程教学在中学全面展开。1988年以后，新加坡一代领导人吴作栋等提出要把“亚洲价值观”提升为国家意识，使文化建设进入新阶段。1990年12月，李光耀卸任后的新政府制定出一套“消除西方的消极影响”的战略，强调一系列重要的准则：扩大和延续家规、生活节俭、努力工作和自我牺牲。1991年1月， 新加坡政府在《共同价值白皮书》中提倡五种价值观念：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可见，维护新加坡社会的东方文化价值观，已成为执政的人民行动党新老两代领导人的共识，这种以“亚洲价值观”为指导的文化建设活动仍将继续开展下去。正如李光耀所说：“我们是汇合了来自中国、印度以及马来世界不同地域的移民，我们必须传授给我们年轻的一代以共同的基本社会行为准则、社会价值观以及道德教条。这些准则、价值观以及教条将能塑造完整的未来新加坡人。”〔18〕
    至此，为了准确地把握这种“融合型”民族主义的核心、含义、性质和特点，我们仅就其界定，作以下三点说明：
    第一，它是战后兴起的当代东方民族主义的一种形态。这种民族主义产生于战后东亚小国，是对西方殖民主义的一种反抗和对当代社会发展的渴求，而其追求目标则是建立独立国家和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作为一种当代的民族主义，它立足本国而又密切关注国际社会，力求以合作的精神融入国际社会，保持与国际社会相协调的步履；它是与当代政治理念相结合，并通过政党组织和社会动员手段来实现的；因之它并不单指民族感情，而是指旨在促进国内和国际的生活和谐融会，并通过群众动员来决定国家发展的意识形态和社会运动。这种民族主义是东方的，“新加坡社会的引力中心，无论是价值观、思想态度或偏好，仍然是以传统亚洲人为主”〔19〕。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是新加坡“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原则”〔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