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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它是“融合型”民族主义。所谓“融合”，如“融会贯通”或“水乳交融”者也。李光耀说，任何国家吸收外来文化，“都不可能照搬套用，总是根据本国国情，为我所用，我们倡导儒家思想，也要从新加坡的实际出发，才能引发真正的效益”〔21〕。循此原则，这种民族主义展示了对古今东西文化多方面、多层次的融合。例如：其一，“东方和西方的精华必须有利地融汇在新加坡人身上”〔22〕，以服务于民族独立和社会现代化。李光耀就是这种“融汇”与“服务”的典范。号称“太平绅士”的姚美良是这样评价李光耀的：“李光耀先生凭其接受西方教育训练，精于策划，擅长组织，精通法律而又辩才无碍，发挥他的高度智慧和圆熟微妙的外交手腕，发扬民族文化，并将中西文化融而为一，不是理论家，不受民主教条的约束，不抄袭西方民主政治模式，剪裁修正西方政治、法律、资本主义，创建一套适合新加坡的新模式。”〔23〕李光耀认为学习西方而又继承东方优秀传统，把新加坡引向现代化，才是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体现。他说：“我们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认真学习者”，向日本人学习，“向欧洲人学习，向美国人学习”〔24〕。“如果我们不曾以西方的优点作为自己的指导，我们就不可能摆脱落后，我们的经济和其他方面迄今仍会处于落后状态，但是我们不想要西方的一切。”〔25〕“新加坡人必须继续保持亚洲人的本质，因为新加坡永远是亚洲的一部分。”〔26〕他强调：“儒家的伦理观念，马来人的传统、兴都人的精神气质，必须同西方追根究底的科学调查方法、客观寻求真理的推理方法结合在一起。我们必须抛弃东方的蒙昧主义与迷信的想法与惯例，正如我们必须排斥西方的只流行一时的风尚一样。”〔27〕有人称：“西方的科学与文明，推动了新加坡社会的繁荣，东方的宗教与伦理，保持了新加坡民族的特有气质。”〔28〕其二，“政治集权化，经济自由化，文化群体本位”的现代化模式，或“经济上的资本主义、政治上的社会主义”的新加坡道路〔29〕。李光耀说：“我们要努力地在一个完全是资本主义的制度下建立社会主义的标准。”〔30〕按照新加坡学者解释，新加坡是利用资本主义的手段去创造财富，通过社会主义的方法来分配财富。“新加坡的确是融和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各自优点的基础上，建立了一种有利于自己国情的、综合的经济政治发展模式。”〔31〕所谓“文化群体本位”，即“社会始终都比个人重要”是新加坡人的基本价值观。李光耀的民主社会主义，是把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结合起来。这种结合趋向在现代民族主义史上已经屡见不鲜。它是以社会主义作目标的民族主义，并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此外，李光耀还欣赏以色列在阿拉伯世界的生存经验，按照以色列模式来建军，并派人到美、英、泰、菲、台湾等国家和地区接受军事训练，用以加强防务，确保生存。其三，从新加坡的实际出发，对儒家思想进行现代诠释，将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文明建设融为一体。李光耀强调：“在工业化的现代化的第三次浪潮冲击下，东亚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2000年前孔子的智慧对我们的生存有着重要意义。”〔32〕他认为，儒家思想的核心就是八个字：忠孝仁爱礼义廉耻，提倡将这八个字化为新加坡人的行为具体准则，并一一赋予新的涵义。其四，借鉴“瑞士型”经验，主张国内多元种族和谐共处，用团结意识和国家意识把国内各种族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以促使其融会为一个“新加坡民族”。新加坡第一任总统优素福·宾·伊沙克曾说过：“我们成为一个民族，但没有一个民族的先决条件--共同语言、共同的忠心和共同的心理特征--来导致我们大家都期望的团结。”〔33〕“新加坡的前途端赖她的人民的团结一致与效忠精神。”〔34〕李光耀认为：“假如新加坡人民作为一个团结一致、有志的民族向前进的话，忠于新加坡，忠于自己的国家，是义不容辞的。”〔35〕他还强调，不只要做到种族与种族之间的和谐互助，而且要使每个种族中族群和群族之间互相帮助。作为一个多元语言与多元文化的社会，新加坡各族之间能成功和谐共处，主要是政府平等对待各种文化产生的效用。其五，这种民族主义是一种有利于新加坡生存和现代化的“实用主义”。它能有效地融入国际社会，在国际合作中吸收营养来发展自己。新加坡幅员小，面积仅有622.6 平方公里，没有天然的腹地，不得不依赖国际支持，以确保其经济繁荣和政治的安全。李光耀一直把新加坡是否被国际社会接纳看成是“生死问题”，他在1964年就把新加坡的外交工作定位为“赢得了解及同情我们的朋友的支持”〔36〕。新加坡前外交部长、副总理S ·拉惹勒南曾这样概括新加坡是否加入国际合作的意义：“我们不仅从地区也从国际经济体系中吸收营养，我们作为一个世界都市国家属于这一体系，国际经济体系将是最后判决我们繁荣抑或下降的判决者。”〔37〕以此，新加坡的“融合型”民族主义在外交关系方面自然带有“协和”、“吸收”的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