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身份等级制度形成了全国范围的社会大分工。这是原始社会末期三次社会大分工以来，世界历史上一次由统治阶级人为强制性划分的最严格、最大规模的社会大分工。“幕藩体制是封建领主阶级即由将军、大名及其家臣--武士团，也就是以严格的等级制度的身份而形成的单一的统治阶级，和以小农为主的农工商的人民，即被统治阶级直接对立的体制。”（注：井上清《日本历史》中册中译本天津人民出版社1975年， 336、369页。）严格的身份等级制度构成幕藩体制阶级统治的支柱，为士、农、工、商每个等级都规定了在国家的特殊法律地位，世代相袭，相互间不得僭越。这一以士农工商的身分制度为主干的社会，客观上为商人排除了竞争对手，尤其是明令武士阶级禁止从事一切生产经营活动，将士、农、工都慷慨地送入商人的怀抱，从而为工商业的发展、为工商业者得以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成长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使四民间的对立和农村与城市的分离，演变成各行业相互间最大范围的供求关系，演变为商业发展的巨大动力，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开辟了广阔道路。
    综上所述，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幕藩体制的诸政策，对商品经济的发生、发展施加了巨大的影响，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在幕藩体制这一商品经济发展的温床上，商品经济--领主的商品经济和农民的商品经济大踏步地向前迈进。
    二、领主的商品经济
    独特的幕藩体制使商品经济带有自己的明显烙印，形成各在一定时期占统治地位的两种不同性质的商品经济：领主的商品经济和农民的商品经济两部分。德川时代前期领主的商品经济占统治地位，以领主的年贡物资--主要是年贡米为中心；德川时代后期农民的商品经济占统治地位，以农民的商品生产--商业性农业和农村加工业产品为中心。
    在幕藩体制下，“领主为了自身的再生产，必须将根据石高制征收的生产物地租（主要是年贡米）商品化（换金化），为此市场乃是必要条件。”（注：《体系日本史丛书13流通史1》，山川出版社，昭和57年，125、127-129页。）生活在城市的武士阶级，仅靠农民缴纳的实物年贡--大米等，自然不可能满足其全部生活需要。于是，占城市人口50%左右的整个武士阶级都成了俸米剩余部分的贩卖者和各种商品的购买者，导致领主经济以年贡米的商品化为起点，全面地卷入商品经济之中。
    一方面是武士阶级必须出卖年贡物资才能满足都市生活的多方面需求，另一方面又是禁止武士经商。即使身份最低、每年仅领取二三石禄米的武士，在法律上也被禁止成为生产经营者。这些法律规定，使得必须出售年贡物资换取货币的幕藩领主，只好委托商人在城下町为自己销售年贡物资和由农民那里收购农产品。“藏元”、“札差”就是大名和旗本的商务代理人。有的商人还被授予一定的官职，由领主发给一定的禄米，如大坂富商鸿池善右卫门，担任加贺、广岛、阿波、冈山、柳河诸藩的挂屋，还是尾州德川、纪州德川的出纳，仅从这些藩得到的禄米收入每年就达一万石。“在大阪、江户、京都、大津、长崎等地都设有作为领主的流通机构藏屋敷。仅大阪一地，1747年就有藏屋敷87处，1835年增至111处。”（注：《体系日本史丛书16生活史2》，山川出版社昭和56年，228、140-142、238页。）（注：《体系日本史丛书9社会史2》，山川出版社，昭和57年， 135页。）通过藏屋敷出售到市场上的年贡物资，数量庞大，年贡米居首位，占3／4。德川中期以降，各藩财政困难，纷纷实行藩营专卖制度，实行专卖的藩达51个，专卖的物品包括食品、丝织品、日用品、特殊品等共34种，这些专卖物品也是通过设在大阪等地的藏屋敷投入市场的。幕藩领主就这样和特权商人互为利用：武士阶级实现了商品交换，都市生活的多方面需求得到充分满足；特权大商人依靠武士阶级的保护迅速致富，积累起巨额资产，其势力已控制了城市经济和城市周边的商品生产和流通，例如大阪商人就控制了大阪周围的棉花、菜种生产。
    于是，幕藩领主便以年贡米的商品化为开端，逐渐在全国建立起领主商品经济的商品流通体系--藩领域市场和中央市场。这样，幕藩体制下的“城市既集中着权力机构，同时又担当着市场的角色。为此，近世都市相互间、都市和农村之间以及都市内部进行的商品流通，对近世国家权力支配的确立极其重要。在近世都市，为维持近世国家对农村的统治，扮演中枢作用的是都市商人。权力阶层向都市商人的依赖性特别大，反过来都市商人向权力阶层的依存关系也颇为紧密。”（注：津田秀夫《幕末社会研究》，柏书房（株）1978年，75、76页。）以将军、大名为首的武士阶级，从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出发，把工商业者集中到都市，无偿提供町地并免除地子钱，保证其营业自由，或是给与特许营业权。用城下町作为领外市场和领内农村间的濠沟，防止商品经济浸透到农村内部，维持农民自给自足的生产和生活的再生产，满足领主的需求。各藩为换取货币和购买其他商品，纷纷寻求领外市场，其中心地是畿内。在畿内，以京都、大阪为首，存在许多城市和乡町，且人口众多，成为诸藩年贡米和特产物的一大消费市场。而在幕藩体制下，藩领域市场的连结点，形成补充藩领域市场经济循环的大的共同市场--中央市场，畿内便是中央市场的中轴。“大阪、京都、江户的三都，作为中央市场的中核，构成全国市场的中轴，幕藩体制下的全国市场，就是在中央市场和诸藩的藩领域市场这种二重构造上成立的”（注：《体系日本史丛书13流通史1》，山川出版社，昭和57年，125、127-129页。）。中央市场为各藩领域市场提供物资集散地并换取货币，补充和完善藩领域市场，“1714年从诸国运到大阪的货物达119种，值银28.6万余贯，从大阪运往江户等地的货物91种，值银9.5万余贯。”以致大阪被称为“天下的厨房”，成为全国性商业交易的枢纽。正是以三都为中心的中央市场和遍布全国各地的200多个藩领域市场的有机结合，构成了德川时代幕藩体制社会的商品市场网络。
    领主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是：
    1、导致全国范围的商品交换和市场的形成。 围绕着领主经济商品化大规模展开的商品流通，大体上在宽文、元禄时期，即在17世纪后半期，建立起了以米为中心、中央市场（三都）与各藩领域市场（城下町）有机结合的商品流通体系和市场网络，其触角遍及幕藩体制社会的各个角落，将日本连接成一个市场整体，有力地促进了商业、手工业和金融资本的发展。
    2、武士的天下成了町人的天下。 在年贡米-货币-商品的过程中，商人资本和商人势力日益雄厚，掌握了全国的经济权，导致武士和商人实力关系渐渐颠倒了过来，“于法是武士治人而商民治于人，实际上而今却是一个町人当家的时代”（注：坂本太郎《世界各国史14日本史》，山川出版社昭和57年，336、332页。）。（注：诺曼《日晒维新史》，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2年，21页。）脱离了财富的源泉--土地、脱离了生产机能的武士阶级，“对农民的榨取力远不如町人对一般人民的榨取力，因而武士的天下变成了町人的天下。”（注：《日本从封建制转向资本制》，校仓书房1975年，14页。）
    3、导致武士阶级的没落。以年贡米为唯一资本的武士阶级， 日益走入商品货币经济，对商人的依赖也随之加深。上自幕府将军、大名，下至一般武士，无不依靠向商人借债度日，成为商业高利贷者的债务人，债台高筑。“由大阪的商人借给全国的大名钱有6000万两之多。由诸大名运到三都的市场去的米计有400万石，而其中的300万石却是作为这6000万两的利息被取去的。”（注：服部之总《明治维新讲话》，中译本三联书店1957年，29页。）
    4、破坏了封建农村的自然经济。以年贡米的商品化为中心在全国规模成立的领主的商品经济，又在全国范围内刺激着农民的商品生产。幕藩体制下农民的商品生产就是以三都为中心而成立和发展起来，致使货币经济从元禄年间（1688-1703）开始积极侵入农村， 从宽政（1789-1800年）到文化（1804-1829年）年间，随着货币经济在农村的发展，破坏了封建农村的自然经济，引起了农村的阶级分化，一方面造成了豪农，另一方面又扩大了贫民阶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