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民的商品经济
    德川时代的农民占全国总人口的80%以上，在士农工商的封建金字塔身份等级制度中，排行第二，他们大体上分为：占有土地的本百姓和少地、无地的水吞百姓。本百姓是社会的基本经济单位，是幕藩体制下最基本的生产者和剥削对象。本百姓的标准形态：每户大致约为五人左右，拥有自己的房屋、家具、宅地， 依靠自己的劳动经营其所占有的1町（99.15公亩）左右耕地，可获大米10石（1石＝180.5公升）（注：《体系日本史丛书7土地制度史2》，山川出版社，昭和57年，40页。），约占全体农民总数的90%左右。
    幕藩领主直接对本百姓进行剥削，榨取全部剩余劳动。备受德川家康信任的本多正信（1538-1616年）深刻地阐明了幕藩领主榨取农民的原则：“百姓（农民）是天下的根本。治理他们的方法，首先是把每人田地的地界丈量清楚，然后让他们保有一年的用费和粮食，将其所余征为年贡，让农民无所余，又无不足，这样进行征收，才是治民之道。”（注：井上清《日本历史》，上册中译本，天津人民出版社，1974年，314页。）当时农民的负担有四种：一是年贡，即地租，一般为五公五民，约占收获总数的50%，也有高于此数的；二是称为“小物成”的苛捐杂税；三是“高挂物”，即夫役；四是国役，包括修城筑屋、兴修水利等。财政收入依靠农民，所以幕藩领主竭力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保护小农经济的稳定和防止小农破产。
    幕藩领主为了巩固自己的经济基础和权力基础，极力防止小农卷入商品经济，但是领主的商品经济也强烈地刺激着农民经济向商品经济发展。
    1、德川时代的和平环境，农民经营生产力的发展， 加之享保改革的定免制，在生产力水平较高的先进地区促成了农民的商品生产的生成和发展。虽然领主不断加强对农民的剥削，但是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增加的农产品，仍有相当部分被保留在农民手中，使农民手中的剩余产品不断增加。据日本著名学者中村哲的研究：1700年农民手中的剩余产品为483万石，1830年为933万石，到1867年则增至1459万石（注：中村哲《明治维新的基础构造》，未来社，1978年，170、156页。）。农民将剩余产品商品化，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的繁荣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为他们本身逐渐向小商品生产者转化奠定了物质基础。
    2、在德川时代，地租基本上是采取实物的形态、 按分成制的办法征收的。但是，年贡并非一概纳米，一部分年贡纳货币在近世初期就已相当普遍。水田以大米缴纳，不生产大米的旱田地带，则换算成大米或以现金缴纳，货币地租在一定地区已开始与实物地租混合使用。“近世纳银的地方相当多，关东旱田的租税和京都、大坂的租税是纳银三分之一。许多藩的情况大体上也与此相近。”（注：《体系日本史丛书11产业史2》，山川出版社，昭和55年，11、70、260-261页。）长州藩1609年发令：“自今而起，水田一律纳米，旱地一律纳银”，实行米银并用。货币地租只有通过市场来实现，为此农民须将生产物（米及杂谷等）出售，以换取货币交纳货币年贡。
    3、农民非自给的生产用具和生活用品，如农具、食盐等， 也需通过市场来获取。另外，产粮地区和某些土特产地区的农民，也需将自己的农产品拿到市场上去交换，互通有无。购入非自给的生活资料、生产用具和部分贡租交纳货币，使农民必须和市场发生联系，将农产品商品化。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领主经济商品化和国内市场的刺激，在德川中期以降，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商品生产开始展开，已从为了购买而贩卖，转变成为了贩卖而购买。农业生产日益商业化并开始发生地区性分工，形成地区性商品农业区。如畿内和东海地区的棉花，关东和东山地区的养蚕，中部地区的油菜籽和本州东北的大豆等等都极负盛名。近世后期，稻作依然是农业的中心，并未改变米作为贡租的主题。但是，适应领主及家臣在江户和各地城下町聚居的结果，在前期的自给作物之外，产生了许多商品作物。以都市近郊的蔬菜为首，有作为衣料原料的棉和桑，作为染料原料的蓝、红花，作为油料原料的油菜（菜种），作为嗜好原料的烟草、茶、甘蔗，还有楮（皮是日本纸的原料）、 漆等等。1877-1879年平均每年全国农产品的商品化率达到48 %， 其中大米为46%，经济作物为77%，麦及杂粮为24%。在摄津、河内、和泉这些先进地区，农产品的商品化率则更高：摄津是米77%、经济作物91%、麦及杂粮22%，河内是米67%、经济作物93%、麦及杂粮24%，和泉是米47%、经济作物88%、麦及杂粮18%（注：中村哲《明治维新的基础构造》，未来社，1978年，170、156页。）（注：《体系日本史丛书11产业史2》，山川出版社，昭和55年，11、70、260-261页。）。与商品作物的种植相关联，德川时代后期出现的重要变化是购入肥料的使用，而前期基本上是自给肥料。“江户、大阪鱼肥问屋的发展就是最好的例证。”
    商品作物的增加、部分贡租改由货币交纳和购买肥料等等的需要，使商品货币经济在生产和消费两方面都逐渐渗入农民的生活。 18 世纪20年代仙台藩耕种1町土地的农户，在33贯589文的总支出中，有20贯936文为货币支出，其中14贯919文为生活方面的支出（注：楫西光速成等《日本资本主义的成立》，第1 卷东京大学出版社1980年，72-72页。）。
    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另一个内容是农村手工业的发展。它首先在和全国商品流通的中心--三都的市场关系联系紧密的地域扩展，例如与大坂联系紧密的濑户内海沿岸，在18、19世纪之交，农村工业最重要的生产部门之一--丝织业已出现养蚕、制丝、织物三种生产过程的分工，生丝产额为17世纪的4倍，完全取代了输入品。 丝织方面也打破了京都西阵的垄断，涌现出关东地方的桐生、足利，奥羽地方的福岛、米泽，近畿的长滨，以及越后的北部和美浓的岐阜、筑前的博多等等著名的丝织品产地。棉织业的发展也极为迅速，长州藩的大岛郡织好卖出的“柳井缟”，在天保年间每年达17万反，足与当时拥有35万人口的秋田藩每年输入的棉织品总额相匹敌（注：井上清《日本现代史-第一卷-明治维新》中译本，三联书店1956年，52页。）。奈良、近江等地的麻织品，京都、尾张的染织品，肥前、加贺等地的陶瓷品，美浓、土佐、伊予等地的纸张，伊丹、滩、池田等地的酒，都是全国享有盛名的产品。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农民相互间的分工关系不断扩大和深化，进入19世纪后，终于导致了全国性的商业性农业和农村加工业分离，并在先进地区形成了农村加工业地带。
    农民的商品经济与领主的商品经济有着本质区别，它以农村商业性农业和农村手工业生产为基础，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统一体。农民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其结果是：
    1、使幕藩体制下全国的商品流通逐渐变质。 幕藩领主商品流通的中心--三都，开始从幕藩领主的中央市场向国民的国内市场的中央市场转换，日本民族市场逐渐形成。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各地区的经济联系加强，商品生产已发展到了流通领域相互结合的新阶段，商品交换已从生活领域发展到生产领域，发展到手工业产品和原料产地之间的商品交换，冲破了各藩的闭锁性，创造了走向全国市场的条件。根据1883年的《大坂府统计表》，1882年商业性农业和农村手工业都很发展的和泉地方，商品输出1877400元，其中手工业品占76.5%， 农产品占22.5%，原始生产物（薪）占1%。二是：流入市场的商品， 占统治地位的已不再是领主的商品，而是农民商品生产的商品。1714年在大坂的市场上，幕藩领主投入的年贡米为117万石，占商品总额的35.8%，而100年后的文化年间，年贡米的数量虽增至150万石，但所占比率却降至15%。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农民商品生产的商品比重日益增大，仅以白棉布为例，1714年是206万反，而19世纪初上升到800万反。在此期间大坂的人口并无增长，始终是38万人。三是：各地区形成了与大坂这一中心市场相对独立的市场。19世纪初江户经济圈形成，大坂作为全国中心市场的地位下降。18世纪中叶各藩的领国市场就已独立，幕藩领主不经大坂也可换取货币，许多商品已绕过大坂商人之手直接在各领国之间流通，西南诸藩以商品生产和流通都很发达的畿内、濑户内海等地方作为市场，直接将其产品运往江户。经百姓之手生产的商业性农业和农村加工业产品，也经农村在乡商人、通过“农民的途径”直接流入各地市场。
    2、在农村首先产生了新的社会分工和新的生产关系的萌芽。18 世纪后半期农村手工业在全国形成，进入19世纪后又产生出全国性的商业性农业和农村加工业的分工关系。在先进地区，农村加工业地区形成，小生产者相互间的分工关系进一步扩大和深化，小生产者发生分化。从这种小生产者的分化过程中，大量涌现的农村在乡商人控制小生产者，广泛形成资本主义的家内劳动，进而又向资本主义的家内劳动导入分工关系--分散的手工工场。一部分批发商与家庭手工业结合，贷给原料、资金或出租工具，收购产品并以一部分作为工资，具有资本家的性质。例如在生产木棉、纹羽织的和泉地区，19世纪30年代“织元”户发展到40户，而赁织户则达1000户（注：《体系日本史丛书11产业史2》，山川出版社，昭和55年，11、70、260-261页。）。幕末日本也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例如宇多大津村1842年有18家织布行，在自己的作坊里使用了工人137人，其中87人是雇用的，同时使用工人7人以上的9 家作坊雇用的工人占全部工人总数的66.4%（注：守屋曲郎《日本经济史》，中译本三联书记1963年，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