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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对民族融合的超前认识以及形成的“苏联人民”的理论，导致各民族的强烈反感。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同样过高地估计了社会主义的成就，在民族问题中，认为“新的工业中心的产生，……都促进了人口的迁移，扩大了苏联各民族的互相交往，在苏维埃共和国里属于许多民族的人们共同生活着，和谐地劳动着。苏联境内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界限愈来愈失去原来的意义”；苏联的民族关系在这个阶段的特征是“各民族进一步的接近和达到完全一致”（注：《苏联民族问题文献选编》，社科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254页。）；“已经形成了具有共同特征的不同民族人们的新的历史共同体，即苏联人民”；各民族人民有了共同的祖国，共同的经济基础，共同的社会阶级结构，共同的世界观，共同的目标，“在精神面貌上，在心理上具有许多的共同特点”（注：《苏联民族问题文献选编》，社科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250页。）。勃烈日涅夫上台以后，继续宣传执行了上述理论纲领。戈尔巴乔夫执政时也是如此，他在1986年苏共二十七大报告中说：“苏联已成为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和族际主义的共同体”。在这种错误理论指导下，更助长了对各民族个性和特点的忽视，以及对各民族物质和精神利益的忽视，这自然激起了各民族的反感。另外，这一理论在实际上是把已形成的作为苏联人民的国民意识错误地理解为出现了一种新的民族共同体的意识，这样就反而刺激了苏联各民族自我意识的增长，致使民族分离主义思潮日益膨胀（注：参见穆立立：《苏联民族危机探源》，载《苏联东欧问题研究》1990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