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安年著《美国的崛起》（以下简称《崛起》）（注：《美国的崛起》一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1992年出版。）是一本研究17到19世纪末的美国史专著，著者一再宣称它是自己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事多年教学和研究的成果之一，特别令人瞩目的是导言中第三节第二目中那段引录的马克思、恩格斯揭示的历史规律的论述。因为该书是以它为指导思想。反复钻研后，我认为：作者从马克思、恩格斯在不同的环境、不同时间发表的四种不同著作中抽出一些论述，内容虽都至关重要，但侧重点各有所不同，硬把它们拼凑成为“多样性统一”历史规律，窃以为不可。对此，本文谨提出自己的看法，对该书的内容则不予置评。
    《崛起》写道：“古今中外历史家、政治思想家对历史的发展轨迹有着许多表述。马克思对历史发展规律作了最精辟最简要的概括：‘多样性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一般历史规律只是‘一种近似值，一种倾向，一种平均数’。马克思说：‘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但是，也如恩格斯所说，历史的多样性：‘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注：《崛起》第20-21页。）
    必须指出：《崛起》擅自改变原著作原文用词并随意剪裁，犯有根本性错误：首先，把恩格斯一人在1895年致康·施米特信中的话当成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提出的历史规律。（在本文第二节中作了解读）。事实上，马克思早于12年前（1883年）即已逝世，两人根本不可能再在一起提出共同意见了。且《崛起》作者对恩格斯的见解，掐头去尾，又不加注使读者无法理解，笔者也花了许多时间，才查证到的。其次，第二次摘录马克思引文，也采取了截肢术，前面删去马克思提供的生动例子，后面删掉一句很重要的话“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以致使马克思原文意义含混不清，难于理解。第三，将恩格斯关于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完整的论述，精辟的见解，腰斩成两段，原文并不长，却分别嵌入在《崛起》相隔两页的文字之中（一截置第20页，一裁置第22页），并断句取义，将恩格斯原文用以代替“这种差别”的“它”字，擅自换为“历史的多样性”。
    其实，恩格斯原文在自然段的第一句开宗明义就指出：“社会发展史却有一点是和自然发展史根本不同的，”并作了论证。为避免文字重叠，下面前后相继使用“这种差别”和“它”字是顺理成章的。按理不应出现此类误读、误导。
    恩格斯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编者序”中说：“研究科学问题的人，最要紧是对于他所要利用的著作，学会照著者写这个著作时本来的样子去研读，并且最要紧是不把著作中没有的东西包括进去”。忠实于原文，引用文字应有根有据，这是我们研读经典著作应有的态度。《崛起》的作者的治学态度是不严肃的，不科学的。
    笔者现将《崛起》上引经典著作原文分成四个命题，按前后顺序加以介绍和解释。
    第一，“多样性的统一”。
    “多样性的统一”是马克思在1857年8月底到9月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作为科学研究正确的方法提出的，并未探讨历史发展规律。《导言》是马克思1857-1858年的经济学手稿的开头部分，是他一篇没有完成的《总导言》草稿，《导言》的要点以后都纳入马克思的经典巨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之内。《导言》是1902年在马克思的文稿中发现的。（注：参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54页注81。）
    在《导言》第三部分“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中，马克思指出：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方面，存在着两条道路：第一条道路是十七世纪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分析经济现象时常用的方法，另一条道路是马克思倡导的科学研究方法。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研究方法的批判是和对他自己的科学研究方法的阐述交叉进行的。马克思并未全盘否定资产阶级的研究方法，但批评它的严重不足。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虽然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但却抽去其中本质的属性，如谈人口时，抽去阶级这一本质的属性；谈阶级时，抽去雇拥劳动、资本等本质属性；谈资本时又抽去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本质属性，以致所谈空洞无物，什么也不是。再如他们“从民族、国家、若干国家开始”也是一样，“最后总是从分析中找出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如分工、货币、价值、需要、交换价值等等，更把这些简单的东西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形成各种经济学体系。马克思批评这一条道路因为没有经过思维行程中的科学抽象，“蒸发”出来的仍然是“一个混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这种研究方法抛开事物本质的区别，抹杀一切历史差别，“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如生产一般、劳动一般等等，这种抽象只能是“空洞的抽象”；然后把各种的经济范畴按表面形式结合在一起，构成肤浅的联系进行分析和综合。马克思指出：这种方法“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注：参考《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