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哲学企图使客观现实服从于他的概念运动，历史的真实性被歪曲、被颠倒到如此程度，如果我们仍寄希望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把它当作万能的钥匙，来解释古罗马无业游民和日耳曼无产者形成的原因这样严肃的问题，那岂不是南辕北辙，永远达不到目的吗？！
    第四，《崛起》提出：“但是，也如恩格斯所说历史的多样性，‘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
    此处“历史的多样性”是作者篡改恩格斯原文杜撰的，拙文前面对此已作了解读，不赘述。就字面理解，恩格斯原文大意是：社会领域和自然领域虽有根本不同之处，但这种差别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同样是受内在一般规律的支配。恩格斯这段话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名言，有深刻的内涵，仅仅从字面了解是不够的，必须领会它的深层底蕴。这就要求我们对辩证唯物主义关于必然性与偶然性这对哲学范畴有准确的认识。基于个人粗浅的体会，拙文试图对上述恩格斯名言作出一些探讨。
    在哲学史上，除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和斗争以外，还存在着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和斗争。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结合或和唯心主义结合。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同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是交织在一起的。16世纪开始，由于生产水平较前提高，自然科学进入分类研究阶段，一直延续到18世纪。英、法哲学家相继将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移入哲学领域，发展了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自然界是提供辩证法的试金石，自然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日益增加的资料，证明自然界是始终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运行着的。有些自然科学家自发地倾向辩证法、唯物主义，努力认识和掌握自然界发展的内在客观规律，取得了突出的科学成就。达尔文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位。达尔文（1809-1882）多年从事有机界、动植物的考察和研究工作，发现被确定为某个物种，在一定时空中运动和发展过程中，某些必然性状机能逐步退化，变成该物种内可有可无的性状，久而久之，必然转化为偶然性，成为新物种。反之亦然。每个物种的内部各个个体之间，存在无数偶然性的差异，在物种发展过程中，由于受到复杂的内因和外部条件的影响，原来偶然性的差异增长到突破该物种的特性时，就形成了新物种，由偶然性转化为必然性。达尔文这一发现给形而上学的自然观以最有力的打击。科学史上许多新发现都是科学家从物种偶然性的变异中逐步探索才发现其背后的必然性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吸取和概括了自然科学的新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既承认必然性的客观性，也承认偶然性的客观性，认为必然性和偶然性是相互对立的两极，必然性偶然性不仅相互依存，而且可以相互转化。因此，必然性和偶然生的对立只有相对的意义。正如恩格斯所提出的：“被断定为必然的东西，是由纯粹的偶然性构成的，而所谓偶然的东西，是一种有必然性隐藏在里面的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0页。）
    辩证唯物主义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辩证唯物主义关于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原理既适用于自然界也适用于人类社会和思维，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却有不同。在自然界中，发生作用的是各种盲目的、不自觉的动力（撇开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不谈），而一般规律在这些动力的相互作用之中。无论在自然界无数的偶然现象中或在那些可以证实自然界偶然性内部仍存在规律的最终结果中，都没有任何预期的、自觉的目的。可是，在人类社会历史领域则不相同，进行活动、起作用的是人；人是地球上最高级的生命，人具有思维能力，他们的活动都有自觉的意图和预期的目的。恩格斯在提出人类社会发展史不同于自然发展史这种差别对历史研究尤其对个别事变史研究的重要性后，着重阐明这种差别“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崛起》将“这种差别”改为“历史的多样性，”很明显，是曲解恩格斯原话的内涵的。
    更重要的是，恩格斯的论述并没有在此打住，他在下面还继续作出精采的论述。社会历史活动是由大量的人们参与的，各个人有自己自觉的期望的目的，但有些既定目的或不切实际或缺乏实现的手段，其结局只有少数人的预期得以如愿以偿，许多人预期的目的都难以兑现；在大多数场合下甚至彼此冲突、互相矛盾。恩格斯指出：“在历史领域内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同的状况。”然而，“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
    令人遗憾的是，《崛起》恰恰把恩格斯对历史领域偶然性受内部隐蔽着的规律支配这样十分重要的论断撇开，而将其放到近两页后面作为作者的历史观泛论的脚注。
    人类社会历史是由人们谱写的，历史规律是通过人们错综复杂的有意识的活动表现出来的。在社会历史领域内科学规律的发现就更困难一些。因而社会历史领域的研究者对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认识思想特别混乱，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前，形而上学者把必然性和偶然性看成是毫无联系、绝对对立的两极。由此产生两种极端相反的错误认识。一种观点断言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现象都是纯粹的必然性，否认偶然性的存在，实际上只能把必然性矮化，甚至神秘化而导向宿命论。马克思批判了这种观点。马克思指出：“如果‘偶然性’不起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或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3页。）另一些哲学派别则肯定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所发生的一切都具有纯粹的偶然性，偶然性支配一切。在历史领域内则宣扬“偶然论”，似乎人类历史发展是由少数人的主观意志决定，历史不过是偶然事件的堆积。这些唯心主义者否认偶然性中隐藏着客观规律性，陷入不可知论。有些更炮制英雄史观，强调少数人头脑中偶然迸发的思想火花照亮了黑暗的大地，成为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
    上述恩格斯的话，就是针对偶然论者的错误的观点提出的论述，深刻中肯，启发人们深省。
    马克思主义关于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辩证法对我们的启示是：正确估计形势，从纷纭多变的现象中，牢牢掌握事物发展的必然性，防止和克服不利因素导向必然性的轨道。做好各项工作，以达到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促进社会进步的目的。
    走笔至此，全文结束。对如此严肃的理论问题，笔者本不敢妄加评论。然而，“让科学理论指导美国史研究”是我们大家共同的目标；任重道远，笔者略尽棉薄，责无旁贷。拙文中如有不妥，任何误读、误导都将导致负面影响，因此，敬请读者、专家、同行和《崛起》作者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