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洲人还进一步认识到：既然人人都享有平等，就不存在天生的统治者或被统治者，每个人都有保护和捍卫自己生活、自由、财产和幸福的神圣权利；最高权威无非建筑在人们自动订立的契约上，任何统治者或政府都不能剥夺或破坏人的天赋权利。1774年，詹姆斯·威尔逊就此说道：
    人人都是生而平等和自由的；任何人都没有权利不经另一个人的同意就能对他发号施令；所有合法的政府都是建立在服从它的那些人民的同意之上的；给予这种同意是希望确保并增加统治者的幸福，超过他们在一种独立的和不相关联的自然状态中所能享受到的幸福。因此，使社会幸福成为每个政府的第一条法律。〔8〕当时，人民有权起来反抗或推翻暴政的思想已形成强大的声势，并深入人心。约翰·亚当斯曾经描写过当时殖民地各阶层人民政治上觉醒的情景：他们的县、城镇、甚至私人俱乐部和兄弟会已经投票通过决定；他们的商人甚至已经同意为自由事业献出他们的面包；他们的立法机关已经通过决议；团结起来的殖民地已经提出抗议；报刊上的评论已经在各地呐喊；政坛上已经发出雷鸣般的响声。〔9〕
    帕特里克·亨利更是形象地比喻道，假如一个人带着镣铐，他衰颓和屈从尘世，主要是精神垮了。但是，让他把脚上的桎梏扭断，他将挺直得站立起来。“在我们被迫依照他们的法令交税前，让我们像他们一样自由；让我们在全世界自由贸易”。“我倾向于认为目前的措施将导致战争”。〔10〕他在1775年3月22 日于弗吉尼亚里士满圣约翰教堂里召开的第二次弗吉尼亚代表大会上的演讲，更是直截了当表达了自己慷慨激昂的心情，号召美利坚民族300万人民为了自由神圣的事业， 拿起武器保护那些他们长期争取的无价的特权不受侵犯。
    列克星敦和康科德战斗以后，托马斯·潘恩首先意识到，革命不仅要反对不公正的征税制度，更要争取民族的独立。1776年1月， 他发表了对美国革命产生巨大影响的小册子《常识》，用通俗而又激昂的语言阐述了天赋人权的哲学思想。他在《常识》中写道：“……在自然界，从来没有使卫星大于它的主星的先例；既然英国和北美在彼此的关系上违反自然的一般规律，那么显然他们是属于不同的体系。英国属于欧洲，北美属于它自己……组织我们自己的政府，乃是我们天赋的权利。”〔11〕
    1776年7月4日，大陆会议通过的《独立宣言》把自然法则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并进一步阐明革命权利的哲学思想。《独立宣言》中的天赋权利即自然权利实质上有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人类有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些权利体现了人人生而平等的自然法。第二个层次是保障这些个人权利的权利：政府是经被统治者的同意建立起来的，因此人民有权废除一个政府和建立一个新政府。这样，这个论点就从自然法过渡到自然权利，从主要的自然权利过渡到从属的自然权利，并推断出革命的权利。〔12〕
    英法七年战争结束之后，美洲人认为英国议会对殖民地的种种行为，不但违背了宪法，更是侵犯了人的天赋权利。这个认识过程的转变为美国独立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殖民地人民开始认识到自己的权利是上帝赋予的，即使英国议会颁布的条例是符合宪法的，但它还是违背了殖民地人民固有的天赋权利。无视甚至压制人类自然本性，最终只能导致社会的无序，破坏人们之间的社会契约的承诺基础。因此，维护和捍卫自然权利不仅是一种权利，更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面对英国的暴政，要维护人的自由和平等，保持人的尊严和价值，北美人觉悟到只有起来革命。
    二、美国革命中的共和主义
    共和主义主张摒弃王权，倡导市民为公共谋利益，鼓励大众参加立法和选择领袖。北美人不仅从各国共和政体及阅读有关原著中懂得了共和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且还汲取了意大利城市国家和古代城邦的经验教训，形成了自己对共和主义的看法。
    他们认为古典共和主义有利有弊，有利的是它提倡公共利益、个人道德和摒弃王权；有弊的是它仍保留着君主政体的残余。约翰·亚当斯认为无论威尼斯宪法，还是欧洲各国的共和政体都已彻底失败，但是他们的失败对美国这个“新世界的年轻民族”，且“提出了极好的警告”。因此，他们所希望的共和政体一定要摒弃王权，他们所建立的政府一定要为人民谋幸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既要防止权贵们的暴政，又要抑制立法机关拥有大权，所以他们建立的政府一定要在共和的基础上，加以限权和相互制约。
    美国独立革命前，绝大多数的殖民地居民都把英国的宪法和君主视为他们幸福和自由的保障。就是在反对英国强行征税时，北美人仍表示：诚挚地以最热烈的爱戴与恭顺的心情忠于陛下本人以及陛下的政府。大陆会议于1775年7月5日通过了由约翰·迪金森执笔的一份恭顺和满怀希望的请愿书，也发誓对英王忠诚不渝，并恳求和解。而英王乔治三世不但拒绝接见专程前往的代表，而且在此后发布告谕，宣布殖民地的行为是非法和叛乱，目的是建立一个独立帝国。7月6日，大陆会议又通过了托马斯·杰弗逊和约翰·迪金森起草的《关于拿起武器的原因和必要的公告》。这个重要决议虽用强硬措词表示对暴政的愤怒和宁死不愿受奴役的决心，但仍以和解和温和的口气，表示无意与英国决裂，只要停止进一步敌对行动便可放下武器。
    因此，北美与宗主国断然决裂的想法是逐步形成的，在人民中间取得赞同的过程也是缓慢的。独立前，使革命者为之激动，使犹豫不决者为之坚定的是革命的进军号--《常识》。托马斯·潘恩出身在一个贫苦的英国农民家庭。1774年流亡到美洲宾夕法尼亚，是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资产阶级著名的启蒙运动思想家。他“抛弃了以前美洲人民在递交国王的请愿书上曾经使用的那种表示效忠和谦卑的语句，摒除了律师们为了想拿到英国人的特许权利而表达出来的央求口吻，从而勇敢地向国王、英国宪法和英国政府的政策提出了挑战”〔13〕。《常识》把殖民地的忿恨转变成反对乔治三世，首先提出了有说服力的理由要求独立。潘恩在《常识》中写道：“在北美法律就是国王。因为，正如在专制政府中，国王便是法律一样，在自由国家中法律便应该成为国王，而且不应该有其它的作用。但为了预防以后发生滥用至高权威的流弊，那就不妨在典礼结束时，取消国王这一称号，把它分散给有权享受这种称号的人民。”〔14〕潘恩尖锐猛烈地抨击君王，使美洲人的思想深处发生了剧烈变化。所以，殖民地人民在抵抗运动中起先反对的不过是英国议会中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对宪法的歪曲和滥用。但是，随着斗争的深入发展，美洲人更深刻地认识到是英国君主立宪制中的王权对北美造成了极大的危害。所以共和主义中摒弃王权的目标是他们革命中最首要的任务，并对共和政体中最基本的特点和它客观存在的唯一因素--政府要代表公众的利益有了更切身的理解。
    1763年以后，英国在殖民地的基本政策非但没有改变，反而更加剧了其殖民统治。因此，殖民地人民对英国政府是否为人民谋利益有了新的看法。他们从英国在北美的种种行为中，认识到英国政府并不是一个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府。英国政府强行实施的一系列法案，迫使人民负担苛捐杂税，这种卑劣的行为，是要剥夺殖民地人民的财产、权利和自由，是对政府要代表大众利益这一根本准则最严重的践踏。迪金森气愤地写道，“奸诈和凶残之徒正力图在我们身上烙印，无耻地把我们标明为他们的财产，就和他们的牲畜一样确凿”。约翰·汉考克说：“被统治者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是民间政府的目的，这是如此地明显，要为它提出一个合理的证据，等于是白天点燃蜡烛来帮助太阳照亮世界。”〔15〕塞缪尔·亚当斯强调，“政府的伟大目的是保证权利和财产的安全……，使权利和财产发生危险的措施也倾向于使财产和政府两者趋于毁灭”〔16〕潘恩还认为最好的政府是代价最少的。英国政府对殖民地的种种暴行，使潘恩最后呐喊出：啊，你们这些热爱人类的人！你们这些不但敢反对暴政而且敢反对暴君的人，请站到前面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