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人意识到在革命胜利之后，要确保有一个真正的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就一定要克服权力所滋生出来的种种弊端，因为人们对权贵们的武断专横刻骨铭心，惧怕行政机构独揽大权，反仆为主。另一方面，思想保守的美国政治家对城市无产群众都存在着恐惧心理，担心把全权授予立法机构，将无法控制这些有主权的人民的直接代表，这必定会损害有产者的利益。美洲革命者便把牛顿万有引力的学说与起源于古希腊的平衡政府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把限权与制衡的政治模式用宪法确定下来。
    1763年之后，北美人在政治斗争的实践中，逐步看清达官贵人们的卑劣行径正威胁着他们的现实生活。贵族政治所滋生的道德败坏，正威胁着每一个人，腐蚀殖民地的各个角落。他们更担心无相应力量驾驭的权力，不但会产生暴君和专制，而且会毁掉共和国公民的权利和自由。1765年7月8日波士顿《公报》登载了一位作者的文章，指责这些可耻的权贵们却是“‘自私自利、心怀叵测的政客’使出浑身解数，不惜牺牲几百万生来自由的美洲人的自由，‘以满足自己的野心和对统治权及财富的欲望。瞧，你们这些饿狼，这帮贪得无厌的秃鹫，狼吞虎咽的魔鬼……竟为瞬息即逝的希望而傲慢得飘飘然然，竟在主人的背上踱起方步，竟要把主人变为供你驱使的役畜’”〔17〕。约翰·亚当斯说：“权力之增大实属自然之事……因为欲望难填。但已增长太大的大权还会无止境增大，而且并无相应力量驾驭之。”〔18〕汉密尔顿认为无论古典的城邦共和国还是欧洲中世纪的共和国或近代初期的共和国，都“徘徊于极端专制和极端无政府状态之间”。极大多数毁掉共和国公民自由的权贵们“均以献媚于人民起家，始为群首，终为暴君”〔19〕
    与此同时，思想保守的美国政治家害怕无财产的民众在立法机关拥有大权后，成为致富和野心的工具，从而将会损害有产者的利益。所以，他们认为要具备共和主义者所依赖的独立性，公民必须跨入有产者的行列。因为，财产使人独立，使人不屈服他人的意志，这样才能确保一个自由和平等的社会秩序。这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威廉·巴尼所说，十八世纪中叶，共和主义形成了一个严谨的思想主体，并成为美国革命战争中反对英国的思想基础。经济上和政治上不从属于他人意志的自由是共和主义思想中最有价值的。〔20〕杰弗逊认为依赖性导致共和政体生存基础的削弱，因为依赖性不仅是个人失去自己行为的自由，而且违心地屈服他人的意志。这样，他们便会成为“既无财产又无原则之辈”〔21〕。麦迪逊认为，“将来，人民之绝大部分不仅不会拥有土地，而且也不会拥有任何其它财产。他们或将在共同处境的影响下合并起来--在此种情况下财产权和公众自由在他们掌握中将是不牢靠的--或更可能成为致富及野心的工具，因而对另一方造成同等危险”〔22〕。汉密尔顿甚至还说：“据说人民的声音是上帝的声音；然而，不管这句箴言多么广泛地为人引用并奉为信条，事实上却并非真理。人民好骚动，多变化，极少能正确地作出判断和决定”。“除了一个永久性机构，什么也制约不了民主的轻率与鲁莽”。〔23〕
    人民惧怕暴君、精英们担心民众的骚乱，使得共和主义关于共和政体的思想在美洲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此时，牛顿万有引力的学说正在思想领域取代自然界是变化莫测的观点，并逐步占了主导地位。牛顿认为在一个宇宙的自然界里，大到天体，小到原子的微粒，都在按照相同不变的规律进行运转。美国历史学家查尔斯·赛德诺就此指出，在“接近混乱的边缘时，有创见的和有责任心的人被迫思考社会和政府的自然性”〔24〕。他们吸取这种宇宙中合理秩序的运作规律，并把它借鉴到美国的政治体制之中。约翰·亚当斯说：“政府可以‘按自然的简单原理树立起来’”〔25〕。麦迪逊认为“在组建这样的‘自然’政府时，必须‘使各组成部分形成一种相互关系，以此互为制约，各司其职’”〔26〕。汉密尔顿指出，“代议制的民主是‘幸福、匀称和持久的’，因为人民选举立法、司法和行政部门的成员”〔27〕。这样，这三大部门既被限权又互相独立，在互相协调与相互制约下，便能保障人民的自由和共和政府的完善。那么，这样的政府自然而然要有一种代议制的制度，其目的是人民自由选举他们的领导人并在政府中代表他们。
    美国革命前夕，英国在殖民地的种种暴行，使北美人清楚地认识到英国的宪法和君主再也不是他们幸福和自由的保障，恭顺和温和的请愿不但没有奏效，反而更助长了君王的专制。同时，他们看清了政府的所作所为根本不是为人民谋利益，而是反仆为主，骑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此时，共和主义中关于摒弃王权和政府应当为人民谋幸福的思想正好与革命者追求的目标不谋而合，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并成为坚实的思想基础。这使他们进一步认识到，革命首先要反对暴君和暴政，要实现北美人的幸福和自由，只有与英国分离。然而，为了确保政府为人民谋利益，就要组成一个新的共和政体，以避免从权力中滋生出来的种种弊端。这样组成的共和政体必须使权力始终处在限权与制衡之中，置于法律之下。从而避免道德的败坏和衰退，确保新的共和政体的完善。因此，共和主义思想不但在美洲得到了继承和发展，而且还巩固了美国革命的成果，最终它体现在1787年美国宪法确立的三权鼎立原则之中。
    18世纪的北美人热情地吸取来自大西洋彼岸的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这不但武装了他们的思想，而且引导了美国独立革命，推动了殖民地政治和社会的民主化。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不仅从不同的侧面影响了美国独立革命，而且相互紧密联系，缺一不可。否则，就不会有美国革命的成功。《独立宣言》、《弗吉尼亚权利法案》和《合众国宪法》便集中体现了这场革命的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的哲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