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对wanax和basileus的分析表明，从迈锡尼社会到荷马社会，在社会形态上存在着某种形式的延续性。虽然到荷马社会，王权已不像迈锡尼时代那样牢固，以致于表示王权的词汇的意思趋向于模糊，但它的存在却是不容置疑的。然而，这种延续性并不仅仅局限在社会形态上。即使在芬尼所说的非延续性表现得非常明显的土地所有制方面，也有着一定的延续性。虽然在荷马社会，对土地的占有经常表现为个人的自由占有，但也存在着芬尼所说的迈锡尼式的“有条件占有”。对temenos类土地的占有最为明确地说明了这一点。在荷马史诗中，除表示神的领地的temenos外，其它的temenos无一例外地属于有条件占有，由集体将它分配给有功的英雄和贵族首领。作为回报，temenos的占有者必须对集体承担一定的义务。[②e]而更耐人寻味的是，temenos一词最早也是出现在线文B中（Er312），表示wanax所占有的土地。显而易见，迈锡尼社会的temenos和荷马史诗中的temenos是一致的，其所代表的都是王或贵族首领所占有的土地。
    再从荷马社会的内部结构来看，似乎也没有理由认为它是原始氏族社会的一种形态。如前文所述，荷马社会继承了迈锡尼时代的王权及其观念。这也就是说，它承袭了迈锡尼时代所形成的国家形态。固然，由于迈锡尼文明的衰落，造成了中央集权的衰微，进入荷马社会，王权已经变得模糊起来。但这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问题，并不能说明荷马社会倒退到了原始社会的状态，它所反映的仅仅是王权的削弱。就在王权衰落的同时，贵族的势力得到加强。实际上，荷马社会是一个典型的贵族社会，这一点已为大部分学者所接受。[③e]贵族阶层形成了一个世袭的、封闭的权力集团，它主宰了社会的政治生活，同时也控制了大部分的财富。史诗中的英雄和武士实际上指的都是贵族，而巴昔琉斯则更是贵族的代名词。作为一个贵族阶层的巴昔琉斯及其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在伊大卡反映得最为明显。因为在这里，诗人所描写的不是离奇的冒险故事，也不是战场上的刀光剑影，而是真实的社会生活。在奥德修斯和他的同伴还没有返回家乡时，伊大卡的贵族们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权力斗争。那就是通过向奥德修斯的遗霜帕娜罗佩求婚，而夺取伊大卡的王位。我们前面已经说到，诗中把这些贵族都称作巴昔琉斯。诗人告诉我们，参加这场斗争的巴昔琉斯达108人之多，分别来自于伊大卡和附近的一个王国。然而，贵族阶层对社会与政治生活的控制并不是伊大卡所特有的，而是这一时期的普遍现象。当奥德修斯于归途中漂泊到腓西亚人的岛上时，他发现腓西亚人的首领们和武士们（hegetores ede medontes）聚集在阿尔西努斯王的宫廷里，举行盛大的宴会。[①f]这里所说的“首领”和“武士”同样代表贵族阶层，这个短语也多次用来表示贵族群体。正因为荷马社会是一个贵族阶层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所以诗歌中用来表达贵族的词汇尤其丰富。实际上，一部荷马史诗就是围绕贵族首领的活动而展开的。《伊利亚特》所描写的是特洛伊战争最后一年中从阿基里斯因和阿伽门侬发生争执而退出战斗，到赫克特尔为阿基里斯所杀这段较短时间内的事，其间所出场的人物几乎全部来自于贵族武士阶层。《奥德修记》中虽然也提到一些下层人物，但他们也只是舞台上的配角和背景。我们看到，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中，贵族阶层都占据了主导地位，充当了主角。[②f]
    在政治上，荷马社会已经形成了一套以贵族阶层为中心的政治生活模式，它的标志是民众大会和元老会议。荷马史诗中用来表示民众大会的词是agora，这个词在古典的希腊文中表示城邦政治生活的中心--市政广场。对荷马来说，民众大会已经是社会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机构，因此史诗中多处描绘了召开民众大会的情况。荷马笔下的奥德修斯在谈到独眼巨人时，说他们是野蛮的民族，他列举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没有讨论政事的民众大会。[③f]这也就是说，民众大会是文明生活的标志之一。在荷马社会，民众大会为贵族所控制，它一般由国王召集。当军队外出打仗时，最高将领或统帅军队的国王也可以召集士兵大会，以讨论有关军事策略。此时，召开的时间及召开的次数都没有固定，因此只要国王愿意，他就可以召集民众大会。诗人告诉我们，在奥德修斯远离家乡的二十年间，在伊大卡没有召集过一次公众会议。但当其子特雷马科斯召集民众大会时，伊大卡的贵族只是觉得惊奇，并没有认为特雷马科斯的行为不合规矩。其原因在于，作为奥德修斯之子和王位的继承人，他有权召集民众大会。
    在召开民众大会之前，通常还举行元老会议。它由王和贵族首领组成，其作用是使国王在召开民众大会之前，能够听取贵族首领的意见。虽然在荷马社会，民众大会和元老会议还没有取得决策权和投票权，但它们已经成为政治生活的标志，同时也是社会成员参与政治生活的主要途径。我们看到，无论是在日常的政治生活中，还是在战争期间，国王或军事统帅都随时召开民众大会或士兵大会，讨论军政大事。虽然这时的民众大会主要还是由贵族所把持，在会上发言的也主要是他们，但我们已经看到社会普通成员在大会上发表意见。在特洛伊的希腊盟军举行的一次士兵大会上，一个名叫色西提的下层士兵就站出来发言，表明了自己的看法。[④f]虽然他受到奥德修斯的鞭打，但那是因为他在发言中猛烈抨击了希腊盟军的最高统帅阿伽门侬，而并不是因为他敢于在大会上发言。实际上也没有任何人出来阻止他发言，这就已经说明，社会普通成员有表达自己观点的权利。
    综合起来看，荷马社会一方面继承了迈锡尼时代的王权，另一方面发展了新的政治组织，即公民大会和元老会议。王权的存在和较为复杂的政治组织的出现说明，在荷马社会早已存在着国家形态。
    如此看来，对早期希腊社会的研究不应套用任何理论模式，也不能将其中一段历史割裂开来分析，而是应该对其历史发展的线索作整体的分析。早在迈锡尼时代，希腊人就已进入青铜时代，并建立了早期的王权国家。到公元前13世纪末，迈锡尼文明走向衰落，以王宫为象征的中央集权遭到沉重打击。到荷马社会，王权已经受到很大削弱。反映在荷马史诗中，就是代表王权的词的含义变得模糊起来。但这并不意味着荷马社会倒退到了原始的氏族社会。虽然其间经历了一个黑暗时代，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相当深刻的变化，但从迈锡尼时代到荷马社会的延续性仍然十分明显。实际上，迈锡尼文明的毁灭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中央集权的瓦解，地方贵族则仍然保持了他们的势力和地位，并逐渐上升成为主要的社会与政治力量，建立起地方性的贵族政权，即韦尔南所说的“贵族国家”，[①g]并形成了旨在让社会其他成员参与政治生活的公众会议。贵族阶层成为社会的统治阶层，他们不仅左右了政治活动，而且控制了社会的司法权力。和荷马同时代的诗人赫西阿德的作品反映了这样的情况，在其题为《工作与时日》的诗歌中，赫西阿德猛烈抨击了巴昔琉斯集团对他与兄弟争执的不公正判决。然而，社会的下层成员并不是完全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他们能够参加民众大会，并通过它来表达自己的心声。如果说从迈锡尼时代到荷马社会发生了什么深刻的变化的话，那么，这种变化不是在其他方面，而是在贵族政治的建立与公众参与政治生活这些方面，正是这样的变化最终导致了希腊城邦制度的确立与民主政治的形成。至此似乎可以得出结论，城邦制度并不是古代希腊最早的国家形态，而是次生国家形态。同世界其他地区的文明一样，其最早的国家形态同样是王权国家，而那些认为荷马社会属于原始社会的学者，其错误恰恰在于，他们将城邦制度看成了古代希腊最早的国家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