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学者约翰·科斯特洛写道：“华人受到了特别残酷的对待，因为多数日本兵憎恶对中国大陆的旷日持久的战争。仅在新加坡， 就有7万华人被逮捕和审问，5千华人被监禁， 多数仅仅是因为皮肤上刺有花纹；许多华人被当作拼刺刀的活靶子，骇人听闻地遭到处决。”〔8 〕据记载，日军在新加坡3次集体屠杀华人即达2万人以上。〔9 〕仅新加坡沦陷初期，山下奉文任25军司令官期间，日本秘密警察在新加坡就屠杀了5000多名新加坡华裔。〔10〕
    马来亚华侨华人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战后，英国军官在东京法庭作证时指出，日军进攻马来亚时，有15万华人牺牲。〔11〕
    在菲律宾，中国驻菲总领事杨光泩等8名领馆人员和9名华侨华人抗日领袖不幸落入日寇之手，于1942年4月先后被日军杀害。
    在印度尼西亚，进步华侨华人被以所谓“敌性华侨”罪名逮捕者达5000多人。在坤甸、山口洋两地，被日军屠杀的华侨约1900人。仅在坤甸一小学，被日军集体屠杀的华侨师生就有260人。〔12〕
    三是野蛮屠杀和虐待盟军战俘和欧洲平民。
    日军对待战俘最令人发指的两件事，一是“死亡行军”，二是修筑“死亡铁路”。
    1942年4月日军攻占菲律宾巴丹岛， 守卫该岛的数万名美军官兵成为日军战俘。这些在饥饿和疾病的折磨下已经筋疲力尽的战俘在日军刺刀威逼下，在丛林小径中长途跋涉，走完了长达65英里的路程，作为巴丹的死亡行军，在历史上留下了悲惨的一页。“掉队的俘虏毫不留情地遭到毒打；由于生病和营养不良而奄奄一息的俘虏被弃之路旁；快要死去的俘虏在枪口的威逼下被自己的伙伴活活埋掉。”〔13〕许多人还在路上就成了冤屈之鬼。有幸到达目的地的战俘被投入有刺铁丝网围成的集中营继续经受折磨，直到战争结束。
    “死亡铁路”是日军在二战期间强征6 万多名盟军战俘和数十万名东南亚国家劳工， 赶修一条从泰国境内通往缅甸的军事运输补给线。 1942年10月，日军将3000多名澳大利亚战俘投入铁路建筑工地；1943年春又有6万多名英、美、荷等国的盟军战俘和30 多万民工被投入铁路工地。他们在日军刺刀的威逼下，被迫在极为艰险的条件下用十分原始的工具从事非人的劳动。在从1942年10月至1943年11月竣工的仅一年左右时间里，他们总共搬走了1.5亿立方英尺的土方，建造了9英里长的桥梁，建成了250英里的泰缅铁路。铁路建成时，在6.1万名战俘中，有1.6万人死亡，在30万劳工中，有10万人丧生。也就是说，平均每修筑4 米铁路就有1人死亡。〔14 〕这条用白骨铺成的铁路被称为“死亡铁路”而载入史册。
    日军在惨无人道地虐待盟军战俘的同时，也不放过对生活在东南亚的欧洲平民的折磨。东南亚沦陷后，有50多万欧洲平民（其中许多是妇女和儿童）落入日军魔掌。他们被剥夺了人身自由，遭受了3 年多的野蛮监禁。在爪哇和苏门答腊，荷兰人受到残酷迫害。在整个印度尼西亚，共有8万荷兰平民（其中包括6万妇女和儿童）和6.5 万名荷兰军人被关进集中营。〔15〕在菲律宾，3000多美国平民被关在马尼拉郊区的圣托马斯大学校园的有刺铁丝网里，长达3年之久。
    三、组织控制
    日本法西斯在武力攻占东南亚之后，在加紧对一切抵抗分子和情绪不满者进行残暴的军事镇压的同时，加紧建立和完善组织系统，以加强对其所征服地区的控制。主要措施有以下一些：
    其一，建立由日本占领军最高军事首长监督和直接控制的、有日本军警直接参与的军事专政。在法属印度支那，日军利用法国被德国打败投降，维希政府的软弱可欺，通过条约将法国殖民政府牢牢拴在自己的战车之上，在其严密监视下为其服务。就这样，法国殖民政府一直为日军效劳了4年半（1940.9-1945.3），直至1945年3月9日， 日军才最终取法国人以代之。在被打碎了国家机器的菲律宾、印尼、缅甸和马来亚，日本占领当局就采取“以夷制夷”的办法，通过收买、拉拢等手段，利用当地某些有影响的土著上层人士拼凑起伪政权，让其为日军效劳。在菲律宾，日军拼凑了以瓦尔加斯（系流亡的奎松总统的行政秘书）为主席的“行政委员会”，后又组成了以劳雷尔为总统的“独立政府”。在缅甸，1943年8月拼凑起以巴莫为国家元首兼总理的“独立政府”。在印尼，日本人则将其置于绝对的军事管制之下，在日本驻军司令部之下设军政监部，负责当地民政事务（军政监部首脑由驻军司令兼任），而直至日军战败前夕才答应将给印尼以独立。在马来亚，日本军事当局在1941年11月20日规划被征服地区的管理时就指出，“必须利用马来族统治者以维持法律和秩序，并获得当地人民的广泛支持”。〔16〕因而，英国的行政管理制度被废除，但马来族统治者被留任，仍然作为最高宗教权威和国家的名义首脑被利用，但他们必须听命于日本军事占领当局。
    其二，建立、完善和牢牢控制地方政权。
    在菲律宾，日军在城乡基层都建立起“邻组”制度，每一邻组由居住相近的5-10户组成，每级设组长1人；每10-15组构成一个区组，设主席1人，直隶于地方军政当局。据称，到1943年中， 整个菲律宾已有150万户以上入了“邻组”。〔17〕在缅甸， 除了建立地方各级伪政权（在乡村实行的是保甲制度，类似菲律宾的“邻组”制）外，日本占领军还在全国建立了庞大的警察机构。据日本方面统计，其军事当局在缅甸共设立了334个警察署，警察人数达15968人。此外，还从日本调来受过专门训练的警官，加强警察机构。〔18〕
    其三，建立亲日的政治、军事和文化组织。
    在印尼，战前的一切政治组织均被取缔。为了贯彻吹捧日本的所谓“三亚运动”，日本占领当局于1942年4月组织了三亚青年训练所、 三亚工业学校等。在缅甸，日本占领当局建立的亲日组织主要有：东亚青年联盟、睦邻协会、作家联合会、僧侣协会、血汗营等。在菲律宾，日军入侵后，于1942年12月4日通过了109号行政命令，解散所有政党，建立起一个称为“加里巴比”（新菲律宾服务协会）的新组织，作为控制菲律宾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工具。不久之后，这一组织变成了一个包罗万象、唯一被日本占领当局承认的政党--“人民党”。
    类似于中国日占区的伪军的亲日军事组织也在被占领的东南亚国家很快建立起来，成为日军的帮凶。在印尼，有作为日本陆、海军组成部分的“兵补”（2.5万人）、“乡土义勇军”（由日本占领军第16 军统率，配有日本军事顾问，简称“卫国军”），受第16军司令部直接指挥的游击队--“第一特遣队”，以及准军事部队青年团（128.6 万人）、先锋队（8万人）、敢死队（5万人）、学生队（5万人）等。〔19 〕在缅甸，有以昂山将军任司令的“缅甸国民军”（1942年6月10 日由原缅甸独立军改编而成）以及准军事部队“竹矛队”。在马来亚，有“人民军”（Pembela Tanah Ayer，于1943年12月建立）。菲律宾是日本人直接统治的国家中唯一既没有组织国民军，也没有组建准军事部队的国家。〔20〕
    其四，对占领地区进行行政区划改革，从行政体制上完成其“大东亚共荣圈”的计划。
    具体做法是，将其占领区分成三种类型加以统治：一是建立直接统治区，将新加坡、婆罗洲、新几内亚和帝汶岛等战略要地纳入其直接控制之下。比如将新加坡更名为“昭南市”（light of the South ），派日本官员任市长。二是初期由日本军事当局直接控制，但后来给予有限自治或名义上独立的国家和地区。如马来联邦、苏门答腊、爪哇、马都拉、缅甸和菲律宾。三是所谓“联盟国”，比如泰国，虽然没有被征服，但处于从属地位，而且几乎是日本的一个真正的盟邦；法属印度支那也通过条约而与日本建立了军事政治同盟关系。
    为从组织上完成“大东亚共荣圈”的建立，1942年11月1日， 根据日本天皇敕令，成立了“大东亚省”，由青木一男任大相，下设四个局。其中的南方事务局就是管理东南亚的机构。它在各地驻军的直接配合下对东南亚各国实施管理，组成各级行政机构。整个东南亚地区被划分为8个行政区：第14军负责菲律宾；第15军负责缅甸；第16 军负责爪哇；第25军负责马来亚和苏门答腊。此外还设泰国派遣军、印度支那派遣军、英属婆罗洲派遣军，分别主管所在地区。以上所有驻军又都听命于设在新加坡，由寺内元帅任司令的日本东南亚陆军总司令部。加里曼丹、苏拉威西以及整个印尼东部各岛屿则全归日本海军南方舰队管辖，司令部设在望加锡。〔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