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时代的改造行为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塑造了19世纪中叶的英国城市景观，而且成功地抹除了这段改造史，因此，当时改造的成果，成了今天保护的对象。
    《1866年格拉斯哥改造法案》的通过，拉开了格拉斯哥老城区拆除的序幕，总共88英亩的中世纪街道被清除，修建了新的火车站、广场、办公楼和林荫大道。截至1870年还在市中心的老格拉斯哥大学理事会欣然接受了一大笔拆迁补助，拆除了建于中世纪的旧学校，在山上重建了一座宏伟的新学校。1874年，体现英国民族记忆的伦敦特拉华加广场（Trafalgar Square），在不断扩建中将一直占据广场东南角的诺森伯兰郡议会宫殿拆除，而今已经无人会想起。类似的景象，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时有发生。
    对于维多利亚时代城市建设的记忆，我们更多是与保护主义相联系的，这是由于其倡导者自身的影响力，如文艺评论家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约翰·罗斯金（JohnRuskin）等。保护主义者认为，人们必须在谋求进步的功利性需求和寻求历史保护的精神价值之间做出平衡。但重新审视整个19世纪，却会发现，改造是一股势不可挡的浪潮，甚至于保护本身也是在破坏的基础上产生，没有破坏根本不可能有保护。早在乔治王朝时代，英国人就已经在乡村地区重塑田地、灌木、河道，但是这主要通过土地所有者的私人行为。被称为18世纪“城市文艺复兴”的城市改造，规模较小，影响有限。
    工业革命爆发后，快速的城市化和经济增长，使得改造的必要性凸显。1850年英国一共有12座人口超过十万的城市，新的人口规模和经济活动给城镇中心带来了很大压力。19世纪30年代铁路的诞生，又极大地增加了城镇中心经济活动的规模和密度。这些地区几乎布满了办公大楼和仓库，设施陈旧、功能混杂，许多大城镇拆除其拥有众多中世纪晚期和现代早期的历史建筑已经势在必行。此外，铁路对中央火车站、旁轨和货场、高架桥和枢纽以及运输货物仓储的需求，又进一步挤占着城市空间。历史学家约翰·凯利特(John Kellett)估算，铁路公司约需城市中心10-20%的空间。随着更高水平的经济活动和交通需求的到来，也要求拓宽老街道。原先伦敦的大道只有22英尺窄，如斯特兰特大街(Strand)、佛雷特街（FleetStreet）、拉德盖特山（Ludgate Hill）和齐普赛街（Cheapside）等，向伦敦西部开发时这一标准显然已经落伍。于是，1866年的高霍尔本街（HighHolborn）宽达60英尺，1871年的维多利亚女王街（QueenVictoriaStreet）则有70英尺宽，这标志着未来交通线路的宽度。上述主要交通动脉，刚建设好又会被再次挖掘：19世纪40年代是因为排水系统，19世纪60年代是因为煤气管道，19世纪90年代是由于电缆问题。当代英国人开始维修和改建已经存在了一个多世纪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设施，但是与他们相比，维多利亚时期的人们对他们城市街道的破坏和重建，更加习以为常。
    不过改造并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而是一种被建构出来的市场行为，通过劝说、冲突或者课税被创造出来，即通过法律和政治手段来废除旧规则，扶持新规则。在19世纪40年代，有关铁路投资、街道改造或其他城市清理项目的法案数目急剧上升。为了应对这种趋势，议会于1845年通过了《土地条款联合法案》，建立起一整套“强制购买”的机制，即私人资本控制的铁路和其他公司在计划获得议会批准后，可以从私人手中获得土地，通过支付到期利息来完成铁路或者其他项目。与此同时，议会也通过了类似的立法促成圈地活动、公司建立和铁路工程。所有这些法案的重要性，在于它们设定了统一机制：以实现公共利益的名义来裁定个人财产所有者的权利和利益。因此，这些法案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即什么是公共利益，在城市拆除中它们如何与个人利益取得协调？拆除以及重新安置，必然会带来社会矛盾和冲突，也必然会使得一部分私人财产受损。对此，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是从“功利主义”的角度入手考虑问题的。所谓功利主义是当时英国盛行的哲学思潮，代表人物为边沁，强调“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英国的知识分子们以为，面对公共需求，个人权利必须让步；产权法是根据所有人的利益而制定的，不是为了方便少数人。在这样的氛围中，拆除和改造几乎没有什么争议。而且，城市改造的效益很快就显露出来了，不仅体现在经济增长数据中，更在舒适便捷方面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新的住宅、新的卫生设施、家用电源光照、各类新颖的商品以及旅行和交通。虽然拆迁和安置可能激起了人们对需安置居民的同情，但更多的人满怀热情，相信破坏也能带来进步。对于这一现象，德国的社会理论家沃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发明了一个术语：“创造性破坏”（creativedestruction）。
    这类创造性破坏的一个典型例子，是19世纪60年代的改造中，位于伦敦市中心核心位置的市长官邸由于地处东西要道和南北要道之间，需要将附近狭窄的夏洛特路（Charlotte Row）大幅拓宽，而且为了改善交通状况，原本已经宽阔美丽的博尔特利街也需要被进一步拓宽和重建，圣·米尔德里德·博尔特利教堂（StMildred Poultry）面临被拆除。当市政府阻碍这一改造时，公众开始抗议，保守党周刊《战斧》公开声称“改造的精神就在于塑造一座美丽的城市；那个丑陋碍事的博尔特利街，又何必白占土地呢？”冲突的最后，自然是市政府让步。
    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改造被赋予了发展的意义，也成为日后的保护主义的源头。比如曾任格拉斯哥校长的历史学家麦考莱爵士（LordMacaulay），对于学校旧建筑被拆除安慰道：“这些破旧的礼堂也许已经消失了，我的继任者也许会在一个更加富丽堂皇的大厦里与你们的继任者交谈。这座大厦也许矗立在未来格拉斯哥的宏伟建筑群中，但它仍将被视为维多利亚女王时代流行建筑的优秀样本。尽管场所和墙壁也许是新的，但我希望大学的精神依然如初。”发展的语境和改造古老建筑的现代狂热，渗透到了英国大城市的老建筑拆除和改造中去。1855年伦敦城市事务董事会通过议会手段促成了泰晤士河的开发，建设了一系列从北到南、从东到西的主干道，纵横交错地跨越城市的中央区域，包括沙夫茨伯里大道（ShaftesburyAvenue）、查令十字街（CharingCross）等。1874年《十字法案》颁布后，伯明翰则采取了大规模措施来清理贫民窟。同时，它还强行购买三英亩的市中心核心地段，用于建设一个全新的、宽阔的商业大街。原本持保护主义的《建设者》杂志，将这种改造行为视为“从失去中收获”。
    相较而言，当时关于历史保护的想法则较弱。保护主义者提出的古建筑之艺术价值最受争议，维多利亚时期的建筑师们相信自己能在去除旧式建筑不够舒适的基础上复制出过去的美。因此，每拆除一座中世纪教堂或者都铎时期的庄园后，他们习惯的做法是在原址上用“改进过的”材料，重建一座相同或者类似风格的建筑，有时加大比例以满足维多利亚时代的需求和品位。比如，爱丁堡就曾重建过16和17世纪的老式苏格兰风格的建筑，并配备了现代设备以满足商业需求。1846年建立的纪念著名作家沃特·司各特（Walter Scott）的司各特纪念塔（ScottMonument），是一座直冲云霄的哥特式建筑。该塔位于爱丁堡城堡下的王子大街（PrincesStreet）花园，200.5英尺高，有287级通往塔顶的台阶，在天空映衬下极为壮美，现在已经是爱丁堡的标志性建筑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