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7年，威廉·莫里斯的古建筑保护协会建立，并借文艺评论家罗斯金的观点指出：古建筑的神圣不是来自于上帝，而是来自于它们对人文传统的表达。“它们不是我们的。它们一部分属于那些建造者们，一部分属于所有的人类后代。”因此，应该保护古建筑本身不被拆除和改建。在这样的一种理论下，该协会将保护扩大到更多建筑和城市中去，保护主义因此得以崭露头角。
    然而，正如前文指出的那样，在保护主义对改造产生更多影响之前，改造已经自然而然地完成了，1875年,主要的铁路干道及其堆货场和车站都已基本建成。1875年后，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新的办公楼建设热潮，都让城市改造过程进一步深入，甚至影响到了原先的一些小城市，如温彻斯特、坎特伯雷等。改造并没有因为保护主义者的担忧而受到明显阻碍，保护运动中发展起来的关于文化遗产、公共利益的新理念，要想挑战改造运动中已经成熟的相关理念，需要一定的时间；如果想取而代之，则需要更长时间。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保护主义者热衷于强调保护和改造两者之间的兼容性，也就不难理解了。工程师们考虑更多的，是用哥特或者新古典主义的建筑来再造经典。
    值得注意的是，早期绝大多数保护运动的对象，是教堂的拆除或改建。不过，在伦敦改造中，雷恩教堂（Wrenchurch）和圣·米尔德里德·博尔特利教堂等均被拆除。而位于风景如画的大乌斯河畔、只有一万多人口的小城伊利（Ely），拥有被誉为中古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历经千年的伊利大教堂（ElyCathedral）。这座教堂有着独特的八角形塔楼，1845-1875年成为19世纪第一座系统完整修复的中世纪英国教堂。那个时刻，正是保护主义者怀念“旧时光”（theOlden Time）、构建现代文化遗产观的关键阶段。伊利大教堂的成功改建，证明了保护和改造是可以兼容的。
    我们不难看出，在维多利亚时代，城市的不断拆除和改造是一种常态，人们对此不持悲观态度。他们并不明确反对城市改造，甚至认为改造与保护是互补的。正如我们所见，麦考莱对维多利亚时期满怀信心。另一个经典的例子是，1868年由威廉·巴洛（William Barlow）设计的圣潘克勒斯火车站（StPancras Station）是伦敦最受欢迎的“终点火车站”，其华丽宏伟的新哥特式建筑外观令人赞叹，被称为大教堂般的火车站。它现在亦是“欧洲之星”列车的重要站点，更因为做过《哈利·波特》的拍摄地点而享誉世界。21世纪，这座车站成为保护运动的重点保护对象，被扩建改造，光是玻璃屋顶的装修就耗资一亿三千万英镑。可以说，维多利亚时代的改造行为在某种程度上重新塑造了19世纪中叶的英国城市景观，而且成功地抹除了这段改造史，因此，当时改造的成果，成了今天保护的对象。保护和破坏之间呈现出非常复杂的关系，甚至可以说保护恰恰在于其永不停止的破坏，这是现代城市建设中需要审慎关注的问题。
    （作者为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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