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商主义是文艺复兴时期产生于西欧社会的一种经济思想。15世纪初，正当文艺复兴运动进入初期发展阶段之时，重商主义兴起。到了17世纪，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衰落，重商主义也逐渐开始崩溃。从时间上看，重商主义可以说与文艺复兴运动同步。同一时期产生两种社会思想--人文主义和重商主义，其中必有其深刻的根源。
    从14世纪到16世纪，西欧各国生产力普遍有了较大的提高，尤其是15世纪以后，原始积累的进行，新航路的开辟，世界市场的扩大，都给商业以很大的刺激，使之得到了空前未有的发展，从而为更多的商业资本积累提供了可能。商业和商业资本的发展，必然会引起社会分工的扩大，诱发对商品生产要求的激增，也促使小商品生产者的分化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进一步深化。同时使原有的市场更加扩大，促进了国内市场的统一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如英国的伦敦、法国的巴黎都已成为著名的统一的国内市场，而尼德兰的安特卫普则成了世界贸易的中心和商品集散地。世界市场的形成，又转而为商品货币经济更迅速地发展开拓了更为广阔的前景，推动了对外贸易的迅速发展。这样就使得货币的作用愈加引人注目。可以说，当时社会上追求商品生产更快发展，追求商业资本的迅速增加和货币资本的不断积累，已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这正是重商主义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重商主义产生的更深层次的背景，则是在追求商业资本增加、追求货币积累这股强大潮流冲击下，所引起的西欧经济形式和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强劲的商品货币风潮，首先是对自然经济的日益深刻的影响，将其卷入商品经济之中。与此同时，一些旧城市的工商业因封建行会的束缚日渐衰落。这种现象表明，旧的封建制经济正在被新的商品货币经济所代替。而这种旧经济向新经济的过渡在德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也已在不同程度上开始发生了。新经济的发展，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变化，使社会上出现了一种“商人时常变成贵族，贵族也时常变成商人”的现象。[①]无论是商人经营土地还是贵族从事商业，都是经济形式上的弃旧图新，目的则均是攫取更多的货币。在这里商人没有变成旧式贵族，而旧式贵族却变成了真正的商人，它正反映了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的深化。重商主义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产生的。
    分析重商主义产生的背景，我们看到：随着西欧商品经济的发展，经商似乎成了当时人人崇尚的一种职业，积累更多的货币成了当时社会的一种强烈的追求。在这一职业和这种追求的刺激下，社会上出现了许多“富有商业头脑的人民”，[②]出现了“年轻人、成年人、老人、富人、穷人、国王、执政者，所有的人都成了金钱的奴隶，被财富牵着走”[③]的现象。致使当时的人感到“我们大家都被追求更多的利润所包围了”。[④]不仅如此，此时的商人、商业的地位也被大大提高了。法国重商主义的代表安徒安·德·孟克列钦就公开宣布，在法国的第三等级中最重要的是商人，认为政府应执行有利于法国商人的政策。[⑤]英国著名重商主义者托马斯·孟更认为：商人的工作“得到的荣誉与所肩负的责任是同样巨大的”，因而商人应处在“受人尊重的地位”之上。[⑥]他说：“商人因为担负与其他各国往来的商务而被称为国家财产的管理者，实在是受之无愧的。”[⑦]从重商主义者的主张中不难看出，它所代表的是新兴资产阶级，特别是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苏联经济学家卢森贝指出：“重商主义永远是商人资产阶级利益的表现。”[⑧]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这和文艺复兴运动是相同的。只不过，文艺复兴运动是新兴资产阶级力图建立本阶级思想体系的文化运动，而重商主义则属该阶级的一种经济思想。
    作为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经济思想，重商主义者深受人文主义的影响。首先，在商品货币经济发展下，早期的一些人文主义者已开始注意观察解释和论证一些经济现象。如著名的人文主义者布鲁尼（1374-1444），在他所著的《科学的道德》一文中论述了科学与道德的关系。他认为“非好人成不了有智慧的人”，认为“智慧与财富相联系的观点是正确的观点”。[⑨]另一个人文主义者波查·布拉丘利尼（1380-1459）在其所著的《论贪婪》一书中，以人文主义的立场和方法对“贪婪”进行了全面的论述。他对指责贪婪的观点进行了有力的反驳，他认为贪婪财富是人的自然本能，是一切事业的发动力。他说：“所有的人都在追逐财富，所有的人都为了财富而努力”，“……军事、商业、农业、手工业或者所谓的自由艺术，原来，其中任何一项莫不是为了得到金钱，为了金钱我们才克服了生活中的困难和危险。”[⑩]他认为“贪婪不是一种恶习，而是一种美德，它应比富有的人更受尊敬。”[11]他称赞“贪婪者用金钱建成了光辉的房屋、美丽的别墅、教堂、柱子和医院。没有他们城市就会失去自己最辉煌最美丽的点缀。”[12]他说：他“认识很多贪婪的人，他们都是很有意思的杰出的、优雅的，花费很大，非常机敏的人……”。[13]他甚至反驳说：“如果你认为必须批判贪婪，你就必须批判整个世界，你必须改变整个人类，连同他们的风俗和生活习惯。”[14]人文主义者的这些论述，无疑给商人们追逐财利、金、银提供了口实，使他们在更无顾忌地努力“使自己的财富增加”[15]的同时又多了一份财富与货币关系问题的思考。
    如果说人文主义对财富的论述正中商人之下怀，那么人文主义思想的传播则促进了探寻财富与货币关系的重商主义的产生。14-15世纪西欧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大潮，无疑给商人们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而“以人为本”，“以现实为重”这一人文主义的核心思想，更是他们在经商实践中乐于接受的。正是他们中的一些人，以商人所特有的时代敏感发现：商业的发展推动了人们积累货币，而货币成了社会财富的一般代表，于是人们想尽办法积累货币，货币越多越富有。特别是许多握有巨款的商业资本家的出现，如14世纪西欧最大的货币经营家、佛罗伦萨的佩鲁基家族和巴尔迪家族。前者在1310年有商业资本149000镑（佛罗林币）。后者在1381年有货币资本875638佛罗林。1451年，意大利巨大货币经营家、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的资金达54000佛罗林。该家族的万贯家资来自所经营的设在佛罗伦萨的一个丝织工厂和两个毛纺织工厂及主要经营的银行业务。正是通过对这些社会现象的观察，重商主义者们概括出了“货币是财富唯一的形态”这一重商主义的结论。
    与此同时，在对商业实践的观察中，他们发现金银货币主要来源于流通这个渠道。他们特别注意在西班牙这个后起的封建国家，由于新航路的开辟，由于对殖民地的掠夺，使金银源源流入西班牙国内，造成了16世纪经济的大发展。重商主义者们悟出了货币与国家富裕的关系，悟出了对外贸易与财富的关系，得出了“货币是衡量国家富裕程度的标准，对外贸易是国民财富的源泉”这一重要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