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新经济领域中的人文主义者，重商主义者们对待封建王权的态度也同样表现出了人文主义的精神。文艺复兴时期，新兴资产阶级在经济上还不够强大，政治上也很软弱，因此他们不可能提出政权方面的要求。在政治上，他们主张消灭封建割据，建立统一的繁荣的国家。他们为此积极支持王权，主张实行君主专制。同时随着货币商品经济的发展，一些人文主义者也看到了金钱财富与政权的关系。例如布鲁尼就指出：在军事行动中，在借助外国雇佣军的时候“国家的强大”就要“依靠显贵和财富”。[27]波查·布拉丘利尼也说：“金钱是必须的，它就象支持着国家的无数根神经。”[28]重商主义者更是从商人的角度注意到封建割据对商道的威胁，对商业发展的阻碍。因而他们从经济的角度主张加强王权，积极支持王权，要求结束割据局面，建立统一的国家政权，以求得国内市场的畅行无阻，并希望以强大的王权作后盾，掠夺殖民地、扩大对外贸易。而且当时欧洲的一些国家已建立了专制的中央集权，他们的这一希望，由于王权需要经济上的强大支持而成为可能。于是重商主义者们的论述又集中在了王权的财富与对外贸易的关系、如何使国家强大，如何积累国王的财富等方面。如安徒安·德·孟克列钦在他1615年发表的《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就专门讨论了工场手工业、商业、航海业和国王的经济政策等问题，积极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而托马斯·孟的《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一书论述的就更为具体。他说：“要想积存大量货币的国王，必须想尽一切良好的办法，来维护和发展对外贸易……”[29]还说：“一个强有力的国王，他的领土是又大又统一的，他的国家既是得天独厚的又是贸易繁荣的，他的仓廪和军备是充实而有备无患的，他所处的地位是易于侵袭别人，而不是受人侵袭的，他的港口是良好的，他的海军是强大的，他的盟帮是实力雄厚的，他的经济收入是足以堂而皇之地将他的国家赫赫威风树立起来的……”他还要求国家的臣民“以自己的生命和财产来维护国王的荣誉”。[30]就连当时的人文主义的代表人物培根也称赞“重商主义的目的旨在国家的统一”。[31]由此可看出，在政治上人文主义与重商主义如出一辙，只不过，他们一个是从文化方面，一个是从经济方面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
    正是出于发展经济的目的，重商主义者支持王权，并借助王权变重商主义思想为重商主义政策，促进了西欧工商业的发展。例如在英国，从15世纪至17世纪中叶，重商主义一直是占支配地位的经济政策，特别是在伊丽莎白女王（1558-1603）统治时期，重商主义政策色彩极浓。她的财政大臣威廉·塞西尔、她的财政顾问汤姆斯·格勒善都是重商主义的崇尚者，在他们的支持下，英国推行了一系列的重商主义政策。如鼓励和禁止某些原料的进口和出口；鼓励工业成品，特别是呢绒的出口；扶植本国商人，限制外商特权；发展航海业，支持海外探险和对殖民地的掠夺等等。这些重商主义政策的实施，加速了英国工商业的迅速发展。例如呢绒的出口，1554年年均为160000匹，到17世纪上半期年均出口已达250000匹，占全国总出口额的90%，远销到意大利、西班牙、德国、尼德兰，甚至波罗的海、俄国等整个欧洲和亚非等地。无怪当时的英国人自豪地说，他的呢绒已“衣披半个欧洲”，“全欧洲因穿英国的呢服而几乎成为英国仆人”。[32]除此以外，造船、采矿、金属制造、制革等工业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英国的对外贸易更是获得了巨额的利润，他的贸易公司已伸入到亚洲、非洲等世界各地，使大量的廉价原料、金银财富流入英国，使其成为了世界之首的经济强国。英国的经济史学家埃里克·罗东认为，这正是“重商主义理论与政策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的结果。[33]再如法国，在著名的重商主义者让·巴蒂斯特柯尔柏任路易十四（1643-1715）财政大臣期间实行了重商主义的政策。如为鼓励本国工业发展，聘请外国工匠，给工场手工业者发放贷款和提供各种优惠条件；建立“王家手工工场；为便利本国商品的出口和限制外国商品的进口而确定保护关税的税率，提高外国商品的税率；为扩大对外贸易而发展海军，建立大型商船队等等。”这些政策促进了法国工商业的发展，并使法国走上了扩大远洋贸易和殖民掠夺的道路。从英、法的实例中，我们的确看到了重商主义政策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作用。
    在以重商主义政策促进工商业发展的同时，重商主义还对封建经济思想进行了批判。如对职业的看法，在中世纪农业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因为地主依地租为生，这又有赖于农业的繁荣，因此，他们把农民看作是食物的生产者，而不是食物的消费者来予以支持。”[34]而商业和手工业则被置于各种职业之末。甚至认为这些职业是“一个人应该厌恶”的职业。[35]因为这些职业是充满着“买卖双方都不应该”的“尔虞我诈”和“彼此牟利”。[36]重商主义者则针锋相对，提出了重商轻农的观点。他们认为“靠技艺生活的人，是远比种果实的能手多得多”，[37]认为贸易可使国家的“库存有充足的金银硬币”，一但“农作物欠收时，可从外国现购谷物。”[38]对待财富的看法，重商主义认为货币是财富的唯一形态，是衡量国家富裕程度的标准；对外贸易是国民财富的源泉。为此，他们千方百计地追求货币的积累，论述了种种发展对外贸易以发财致富的方法。他们的观点和行动与封建基督教会“使自己发财致富，这等于是过监狱生活与经常遭到不幸”[39]的说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被社会所接受。再如对待高利贷的看法，中世纪大部分时期，罗马天主教会反对高利贷。神学家的代表托马斯·阿奎那就谴责说“对贷出的货币收取高利贷本身是不公平的，因为这是出卖并不存在的东西，而这显然导致违反公正原则的不平等。”[40]重商主义则认为“低利是节俭、勤劳与技巧的天然母亲。”[41]重商主义的这种看法，是在“工商业专业化更细时……，大规模工业要发展，生产性投资不但更有可能实行，而且确实成为必要”[42]的情况下产生的。因而它反映的是当时经济发展的要求。由此形成了对封建教会高利贷思想的批判，反映了自然经济向商品货币经济过渡时期，西欧社会经济观念的转化，说明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必然伴随着与封建经济思想的斗争。而新兴资产阶级要壮大自己的经济实力，就必须坚持这一斗争。重商主义在这一斗争中则成了指导思想。
    重商主义是文艺复兴时期新兴资产阶级的一种经济思想。重商主义政策的实施对工商业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及对封建经济思想的批判，使我们从重商主义的经济效益中看到了15-17世纪西欧社会同时产生两种社会思想--人文主义和重商主义的深刻根源，即新兴资产阶级在进行文化领域内反封建斗争的同时，也积极地进行着发展自身经济实力的斗争。人文主义和重商主义就象一个人同时伸出的两只手，一只抓文化，一只抓经济，二者对新兴资产阶级的发展和壮大来说都是缺一不可的。如果说文艺复兴时期，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以文学、艺术、建筑等形式宣传了人文主义的新思想的话，那么重商主义者则通过重商主义的政策促进了本阶级经济的奋进。